李顒生平簡介

李顒(1627～1705)，明末清初周至人，明清之際哲學家，與浙江餘姚黃宗羲、直隸蓉城孫奇逢並稱為海內三大鴻儒。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為“海內大儒”。李顒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

李顒(1627～1705)明末清初人，字中孚，號二曲，又號土室病夫，二曲鎮二曲堡人，父李可從，於崇禎十五年(1642)，戰亡於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親彭氏，無片瓦寸土，度日艱難。彭氏決意教李顒從學，但無力供學，屢被塾師拒絕。李9歲入塾，只讀過20天書，但李發憤自學，僅靠母親紡織縫紉和李打柴換糧，雜以糠菜，維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稱李菜。李顒在挖菜拾柴的空閒，也手不釋卷。縣內藏書之家，漸知李家貧力學，便任其翻問。李隨閱隨還，數載之間，披覽群書，寫出了《二十一史糾謬》等筆記體習作，大約30歲時，認為這不是切己之學，非儒家正脈．便把這些著作燒掉了。從此．潛心於宋明理學。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親3年喪服期滿後，去河南襄城，為父親“招魂”。常州知府駱鍾麟，派人迎請李講學。常州的士紳名儒爭相聽講。後來駱鍾麟把李講學的內容彙集起來，名為《匡時要務》。李又在武進、無錫、江陰、靖江和宜興等地講學，所講內容被記錄下來，整理為《兩庠匯語》、《錫山語要》、《靖江語要》。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陝西。次年主講於關中書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講學，力主講學自由，認為“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的政策相對立。李所交皆一時名士，平生最為知己的是駱鍾麟。駱為浙江臨安人。

順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縣，下車伊始，便到李顒草廬，竭誠造謁。駱鍾麟崇敬李的學問和為人，在生活上大力資助李。次年，80餘歲的關中理學家，大荔人黨子澄，冒雪來周至求學於李。是年秋天，甘肅天水人菜溪嚴，前來訪問，結成忘年交。順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歲的王省庵，來周至拜訪他．相談甚為投機。康熙年間，學者顧炎武兩次訪問他，探討學術。李顒的學問，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認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最為儆切”。李主張各取所長，重視實學，反對空談，提倡明體適用。他說“儒者之學，明體適用之學也”。“明體適用之正業，處也有守，出也有為，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並強調“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己!”李與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擴大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贊同“非氣無以見性”的觀點，說：“言性而舍氣質，則所謂性者何附；所謂性善者和從而見？”李顒在理學上的造詣，被稱為“海內大儒”；有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統稱為關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間均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

曾講學江南，門徒甚眾，後主講關中書院。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三大儒。清廷屢以博學鴻詞徵召，以絕食堅拒得免。為學主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以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實，極便初學”；“陸之教人，一洗支離錮蔽之陋，在儒者中最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張兼取其長。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同顧炎武反覆辯論“體用”問題，提出“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的見解，將“格物致知”的“物”擴充到“禮樂兵刑、賦役農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實用學問。力主自由講學，與清廷鉗制思想政策對立。所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等。

關學人物

青年時代的李顒，讀書涉獵廣泛，凡經史子集、百家釋道，無不閱覽，熟讀深思。按當時習俗，讀書就是為了應舉，而應舉唯有讀四書，習八股即可。李顒卻博覽群書，不為世俗輿論所動，既無家學，又無師承，全靠自學磨練，終於三十而立，卓然成為清初著名學者，自成一家，聞名關中。連當時全國著名大學者顧炎武也佩服地說：“堅苦力學，無師自成，吾不如李中孚！” 李顒與其他報有亡國的明末遺民一樣，站在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仇視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統統斥之為“賊寇”。同時，他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對滿清入關對推行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表示極大的憤慨。他無意功名，“顧惜名節”，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修復馮從吾創辦的“關中書院，”聘李顒主講，他謝絕了官府專為他做的小袖窄袍，他以“僕臣僚紳士，又非武棄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寬衣簿袖乃庶人常服。”仍然穿著“庶人常服”登上講壇，給投降清王朝的漢官首先上了第一課。講學不到三個月，鄂善便以“山林隱逸”舉薦入朝，被李顒八次上書以疾力辭。後有詔舉“博學鴻儒”，禮部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太史親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顒對這些詔舉極為反感，力辭不就。但催檄如雨，前來威逼的官吏將李顒連同臥床一併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顒堅不從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駭而止。李顒這種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關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極大反響。關中的學者稱他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鐵漢。

明道存心以為本，經世宰物以為用

李顒主張“明體適用”，即“明道存心以為本，經世宰物以為用”。他所說的“明體”，指的是弄通理論問題，就是要精心研習程、朱、陸、王的心理之學，取捨其間，明道存心。他所說的“適用”，是指要學會經濟實學如禮、樂、兵、刑，賦役弄屯，乃至外國水法等等，並且必須緊密聯絡實際，不可須臾分離。

李顒提倡“悔過自新”。他認為人性本善，因物慾矇蔽而走上歧途甚至罪惡道路。自古以來，學者名儒的理論車載斗量，但都未提出過“悔過自新”四字。他指出六經四書，都是講的“悔過自新”的道理，只要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都能按這個道理去做，則可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明學術、正人心”，是李顒的重要思想。他認為“今日之計，惟在明學術。學術明，則人才興；人才興，則風俗正而治化翔洽矣”。他說：“夫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時第一要務。”這是他針對當時社會時弊所提出的觀點。在他看來，當時“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人心陷溺之深至今日而不忍言矣”。因此，必須加強教化，講明其道德人倫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廉潔奉眾、愛國忠君之心。

李顒在清初進步學者“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下，積極參與反思理學，他曾寫出《匡時要務》，著有《帝學巨集綱》、《時務急策》等書。他對張橫渠、呂經野、馮少墟等關學先輩“注重實踐”、“學貴於用”的治學精神尤為讚頌。他以倡明關學為己任，對張載關學提出的“四為”遠大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給以極高評價：“志不如此，便不成人；學不如此，便不成學；做人不如此，便不成人。”但在清王朝實行思想禁錮和文字獄的面前，他卻一籌莫展，思想逐漸抑鬱苦悶起來。於是，他又在宋明理學中尋找出路，他在臥床養病中，通過對理學的反思，幡然省悟。提出“悔過自新說，使學而有用，必先明學術，醒人心，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否則便是捨本求末。”他專心研究濂、洛、關、閩之學，並與眉縣李柏多次談討朱學和王學。李顒四十歲以後把全部精力放在講學活動中，企圖用教育的方法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關中人子翕然師之”，前來向他求學問教的不僅有學者士人，也有不少農、工、商、賈向他求教。他的得意門生遍及關中各地，著名的有戶縣王心敬、同州白煥彩、富平惠思誠等，李顒講學的稿子和學術問答被其弟子輯成《二曲集》廣為傳播，使傳統的關學又得以復盛。

李顒學問淵博，造詣頗深，在宋明理學、史籍考證、文字訓詁方面的研究都有建樹。他的著作，在康、雍年間即有刻本，光緒時補入《四書反身錄》、《堊室雜感》、《十三經糾繆》、《二十一史糾繆》等，印成《二曲集》和《李二曲先生文集》現存陝西省圖書館。

實以足下，發明於易

李顒常常提到“歸藏於坤”。坤地以內柔為象。因此，純坤居首之《歸藏》呈之於人者，乃歸永珍於內裡，開闢晦塞而後心明。故李顒感之曰：“‘歸藏於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為天根乎!”（李顒《二曲集》這當然是他“求易於己”的結論。但更是他倡導一切當“實以足下”、從“肯綮處”著力的易學前提。在他看來，人之實者，實在內裡本心；“肯綮處”者，乃“提醒天下之人心”。所以，其“實以足下”要實在本心實在洗心無疑，其著力開刀處則要落實在人心疾患處無疑。非此，不足以謂之為大易；非此，則無異於空話而已：問《易》。先生曰：“不知。”又問。先生曰：“不知。”其人固問不已。先生曰：“子之問《易》者何為？”曰：“《易》乃經中之要也。”先生曰：“子欲知經中之要也何為？”曰：“諸名公鹹尚《易》也。”先生曰：“然則子之治《易》也，為諸名公而治《易》，非為己而治《易》也。不為己而治《易》，則其平日之所以朝研而夕討者，乃欲解眾人之所不能解，發眾人之所不能發，誇精鬥奧，作一場說話而已。此其為力甚苦，而其用心亦太勞已！”（李顒《二曲集》第41頁）

因此，李顒“為己而治易”，主張治易“實以足下”、“一味切己反”。恐惟如此，他才不為史家易家之所為，不潛心解易以易說易，而求易於己，用易於己；恐惟如此，其習易功夫才于思想上頗有獲益。李顒所論涉及甚廣。人性善惡，悔過自新，明體實用，匡時要務，幾乎處處迸發著思想的火花。其中由易上發微者，屢見不鮮。而最為典型者，莫過“學髓”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