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聖謨的簡介 項聖謨的資料

項聖謨（1597年—1658年），字逸，後字孔彰，號易庵，別號甚多，有子璋、子毗、胥山樵、胥樵、古胥山樵人、兔鳴叟、蓮塘居士、松濤散仙、大酉山人、存存居士、煙波釣徒、狂吟客、鴛湖釣叟、逸叟、不夜樓中士、醉瘋人、煙雨樓邊釣鼇客等，浙江嘉興人。項聖謨自幼精研古代書畫名作，曾由秀才舉薦為國子監太學生，但不求仕進，沉心於書畫，山水、人物、花鳥無一不精。早學文徵明，後追宋人用筆之嚴謹，兼取元人韻致。項聖謨亦精書法，善賦詩。著有《朗雲堂集》、《清河草堂集》、《歷代畫家姓氏考》、《墨君題語》。

天籟閣中文孫

在明末清初名家輩出的中國畫壇上，項聖謨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遺留下來的繪畫作品，在全國各地博物館均有收藏，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國外，傳世或見於文獻記載的總數約在六百餘幅以上。他的作品，數量多、質量高、畫風獨特，其藝術技巧，在當時不亞於第一流畫家。更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內容和時代的氣息。

項聖謨，初字逸，後字孔彰，號易庵，別號有胥山樵、存存居士、醉風人、大酉山人、蓮塘居士、煙波釣徒、松濤散仙、逸叟、狂吟客、鴛湖釣叟、不夜樓中士等等，浙江嘉興人。

嘉興項氏，是一個大家族。從項聖謨的一方“大宋南渡以來遼西郡人”印章來看，嘉興項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是在北宋滅亡時逃難到南方定居的。到明代中期以後，在這個家族裡有不少知名人物，或以高官顯爵，或以文學藝術而見於記載。項聖謨的五世祖項忠，是正統時的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伯祖父項篤壽，是嘉靖時的進士，也官至兵部郎中。祖父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山人，是有名的古書畫大收藏家、鑑賞家和書畫家。項子京的性格很特別，對於科舉考試很冷淡，萬曆時徵他出來做官，他也不去；而對古代的文物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所收藏的古代法書名畫，以及鼎彝玉石，甲於海內，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不惟當時，就是在後代，也無人能與之相匹敵。現在我們能看到古代傳世的法書名畫中，有許多是經他手收藏過的。他曾經得到一張古琴，上面刻有“天籟”兩字，於是便把他儲藏古物的房子，取名叫“天籟閣”。

項子京有六個兒子，名字叫德純、德明、德新、德成、德達、德巨集。董其昌稱：“元汴六子，或得其書法，或得其繪事，或得其博物，而季（德明）得其惇行。”項聖謨的父親項德達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畫家。

項聖謨出生在明代萬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陰曆八月十八日，這是他的祖父項元汴去世後的第八年。項元汴臨終前，將其平生所收藏的古書畫及其他的古器物，分給了他的六個兒子。項聖謨的父親也自然能得到一份。項聖謨在明崇禎四年（1631年）臨摹過著名的唐代畫家韓滉的《五牛圖》。《五牛圖》項元汴曾經收藏過，其上有他的題記和許多的收藏印記。很可能這幅名跡，就是元汴死時分給他父親的，後來歸了項聖謨收藏。今《五牛圖》上有“考古證今”一長方印，是不是項聖謨加蓋的呢？待考。

由於項聖謨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他從小就十分喜愛書畫藝術，經常寫字畫畫。他也曾寄希望於科舉仕途。由秀才而薦舉到國子監讀書，是一名太學生。但是，他的志向卻像祖父，更大的興趣在詩、書、畫的學習和創作上。他在三十三歲時所創作的《松濤散仙圖卷》的自識中，回憶少年時的情景：“餘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責以舉子業，日無暇刻，夜必篝燈，著意摹寫，昆蟲草木，翎毛花竹，無物不備，必至肖形而止。”父親在世時，他已經是這樣的了。父親死後，他就更無所顧忌地朝著自己志趣的方向發展。

現在我們能見到的項聖謨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四歲時所創作的《鬆齋讀易圖軸》和《山水蘭竹冊》。僅從藝術技巧來看他這時的創作，雖然在筆墨功夫上，不可避免的有著青年人嫩弱的特點，但已是出手不凡。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時期狠下過一番苦功夫，長期地進行藝術創作的實踐，二十四歲是不可能達到這樣成熟的水平的。二十六歲至二十九歲時所創作的《畫聖冊》，被當時稱之為賞鑑家巨眼、文壇領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後，大加讚賞。董氏在畫冊中題跋說：“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為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為人物，故知兼長之難。項孔彰此冊，乃眾美畢臻，樹石屋宇，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謂士氣、作傢俱備。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鑑賞百年食報之勝事矣。”董其昌的評語，除了對項聖謨的繪畫藝術評價之外，另指出兩點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指出項聖謨之所以獲得成功，除了天分，重要的還是功夫；其二，他祖父的收藏書畫，使他能見到古人的名跡，得以臨摹學習之便，也幫助了他在藝術創作上得到成功。項聖謨對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並以此引為自豪，他曾經刻有一方印章叫“天籟閣中文孫”，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經常見到。

據《松濤散仙圖》卷後項聖謨自己的題跋中說，他曾經在明崇禎元年（1628年）時，“經齊魯，出長城，歷燕山，遊媯川，又入長安，凡九閱月”。又有詩寫道：“偃息松濤一散仙，葛中掛壁自閒眠，窗前有竹聊醫俗，不到長安已十年。”這就是說，他在崇禎元年到“長安”（當時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之前的第十一年，即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他二十二歲的時候，還到過一次北京。那麼，他兩次入京是去作什麼呢？我們猜想，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國子監入學讀書，而第二次，按他所臨的《五牛圖》後李日華的題跋“顧孔彰名家子，銛鋒偉度，出而宣力國家，為天子繪九章法服，斟酌楷定太常禮器，乃所優為”云云，很可能他這一次到北京是專為皇帝描繪衣服上花紋圖案的。按李日華，字君實，號竹嫩，嘉興人，是項聖謨妻子的伯父，這時正在北京作太僕寺少卿。項聖謨到北京也可能與他有關係。

項聖謨兩次到北京，居住的時間都不長。第一次入國子監為太學生，可能是自動離開的。因為太學在晚明已見弛廢而不受重視，由太學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對晚明時期的政治，已有他自己的看法，不願意去做官，更何況太學生出來，在那時也只能做一個州貳佐官。第二次他僅只是為完成一定的任務，加之這時他因騎馬不慎，把右臂給摔傷了，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興老家。

難忘天下憂

項聖謨回家之後，完全沉浸於詩文書畫的創作之中，傾注著他畢生精力。雖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然而，也包含著社會的政治原因。明天啟五年至六年間他創作了一個山水長卷，命名為《招隱圖》，同時還創作了二十首“招隱詩”。據他自己說是因讀到了陸機和左思的“招隱詩”而有所感觸，將“借硯田以隱”。是什麼感觸呢？從他的“招隱詩”中，可以透露出一些訊息。其第二首詩寫道“誰謂幽居僻，蓽門稀往還。但疏迎送禮，而絕笑啼顏。不是高眠穩，只因結想閒。利名能勘破，榮辱總無關。”第十一首詩寫道：“谷口無人跡，清輝揚素流。巖花佔歲月，洞草辨春秋。陰壑■丹穴，陽林被翠裘。由他軒冕客，顏膝事王侯。”第十八首寫道：“白沙走急瀨，何事若奔忙。晝夜分千派，濁清同一源。潔因無混潔，渾以合流渾。不記滄浪水，曾歌自取言。”這些詩句以“官場”作為對立面，讚美“幽居”生活，抒發了他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對“官場”的基本觀點，聯絡他所創作的年代，我們可以進一步瞭解它具體內容。

在明代天啟年間，明熹宗朱由校昏憒無能，整天尋歡作樂，不事朝政，大權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賢的手裡。為了把持朝政，魏忠賢一方面私結黨羽，引用其親信家人，封侯進爵，置之要路。一些無恥的官吏，向他們賣身投靠，倍受重用，一時在其手下有所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目，朋黨為奸，禍國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異己，打擊朝臣，大興冤獄，利用他的親信黨羽和特務組織，對全國進行控制和血腥鎮壓。鬧得朝野上下，烏煙瘴氣，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在大興冤獄當中，尤其對東林黨人的打擊最凶狠，牽涉面最廣，只要不服從他們或者有私仇的，都可以東林黨人加罪而置之於死地。東林黨人的主要成員是士大夫階層，而活動範圍是在江南地區，這可能對項聖謨產生直接的影響。從這一歷史背景出發，我們再看項聖謨的這些詩句就有具體內容了。他所說的“由他軒冕客，顏膝事王侯”，所指的不正是那些賣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賢及其黨羽嗎?“利名能勘破，榮辱總無關”，照理，出來做官，是獲得名利的好機會，何以會受辱呢？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擊，只有勘破利名，沒有榮，也就不會受辱了。他不願意強裝歡笑去迎“賓”送“客”，更不願意奴顏婢膝的去侍奉那些“王侯”。似乎完全看透當前官場的黑暗，居然喊出了“一日心不死，誰甘著釣蓑”（第四首前二句），可見他憤恨、感慨之深！

然而，在“招隱詩”第一首的開頭，他寫道：“入山非辟世，端為遠浮名。”明確地說出了他的“隱居”，並不是為了逃避現實和遠離人境。這與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不離開人們的社會生活，二是不離開明王朝國家。這兩點成為了他今後“借硯田以隱”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通過他一系列的詩畫創作來作窺探。

明天啟四年（1624年）他創作有《甲子夏水圖》，五年（1624年）創作有《乙丑秋旱圖》，記錄了當時江南地區遭受水、旱災害侵襲的情況。這兩幅圖畫，我們今天看不到原作了，但從董其昌、陳繼儒兩人的題跋中，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意圖。其董氏題跋曰：“水、旱二圖，有藿衣蒿目之憂，更進於畫，所謂山林經濟，使伯時見此，必點頭道好。”陳氏題道：“披水、旱二圖，使人慾涕，此鄭俠流民之遺意也。圖中賑饑使者何在，請質之畫諫孔彰。”由董、陳二跋，可以看出項聖謨創作此二圖的用意，既表示出對人民遭受自然災害的同情，同時也是對當時朝廷的諷諫，以抨擊魏忠賢把持朝政，使民不聊生。

項聖謨對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對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關心，並把這種關心，通過繪畫創作表達出來，這在中國古代畫家中，尤其在文人畫家當中是難能可貴的。崇禎五年（1632年）江浙一帶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據《明史》“五行志”記載，這一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揚諸府飢，流殍載道”。可見這一次災害的嚴重性。其實，杭、嘉、湖王府從五、六月開始，已經出現嚴重旱象了，《明史》所載並不完全。這一年的六月，項聖謨創作了一幅《六月鳴風竹圖》，明確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和當時人民的生活狀況；並在畫中題詩道：

六月鳴怪風，發發幾晝夜。鬆梧不絕聲，何曾似長夏？

三年苕始華，旱魃復為虐。無力御狂風，新蕊多吹落。

皦日何炎炎，大風何冽冽。石背幽草黃，北窗青竹折。

碧天飛絳雲，虹影見還滅。怒目射虹光；渴欲飲虹血。

蟲蟲積氣隆；赫赫餘威赤。青苗葉半黃，餉婦顏全黑。

雲漢夜昭回，彗星照庭戶。酣歌冰帳人，誰知田畯苦。

日暵土雲崩，田中耘者死。萬姓皆惶惶，官府誠禱祀。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項聖謨對勞動人民是寄予同情的，對人世間不平等的現象表示憤慨，也對官府拿不出半點辦法來解決災荒予以抨擊。在第四首中，他居然敢於“怒目射虹光。渴欲飲虹血”。“虹霓者，陰陽之精”，在這首詩裡是作為自然災害的象徵，他射之以怒目，而欲飲其“血”，表現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氣概。

崇禎年間，不但自然災害比天啟年間更為頻繁和嚴重，而且政治和經濟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亂和不景氣。崇禎皇帝朱由檢雖然企圖振作，把魏忠賢的勢力打擊下去了，但是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鬥爭仍然激烈。連年的災荒和饑饉，老百姓處於生死線上，政府不但沒有任何賑災措施，反而加捐加稅，更殘酷地向人民進行搜刮。在逼迫得走投無路時，人民只好奮起武裝反抗，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與此同時，佔據東北的後金（清）勢力已完成了內部的統一，正虎視眈眈地窺伺著關內明王朝的土地。崇禎二年（1629年），清兵突過長城，進圍北京，京師戒嚴。在這危急關頭，明政府卻中了清兵的反間計，殺死了督師薊遼的兵部尚書袁崇煥，等於自毀長城。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侵入牆子嶺，總督薊遼兵部侍郎吳阿衡死之。十一月，清兵攻克了高陽。面對這一系列的繁複的政局變化，項聖謨憂心忡忡。特別是清勢力的發展與威脅，使他感到憂慮。崇禎十一年的冬天，他創作了一套《雜畫冊》，其中第二幅畫著一個官吏坐在那裡觀看兩隻公雞在鬥架，畫上題詩道：“此老傑然坐大堤，凝眸袖手氣成霓。至今虜事無奇策，那使閒情看鬥雞。”這裡項聖謨所抨擊的“此老”，不是一般的官吏，而是朝廷中的決策人物。當時任兵部尚書的是楊嗣昌，當清兵侵入牆子嶺時，楊嗣昌極力主張和議，並戒諸將不要輕戰，致使前線吃敗仗，丟掉了許多城池。楊嗣昌之所以主張對清和議，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對農民革命的鎮壓。如果我們從這歷史事實來理解項聖謨的詩意，那麼他的主張，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來對付外族的侵略，而不是對內的鬥爭，包括統治集團的內部紛爭和對人民的鎮壓。

崇禎十四年（1641年），清兵再度大規模的進攻，明朝的邊防重鎮錦州失陷了，薊遼總督洪承疇被活捉，投降作了漢奸。明政權同時受到農民革命和清兵的兩方面威脅。在這一年項聖謨所創作的《山水花鳥冊》中，他又把三年前所作《鬥雞圖》重畫了一遍。去掉了觀看鬥雞的官吏，畫中的題詩，內容亦有所變化。他的題詩寫道：“邊廷未罷兵，山雞亦好鬥。鼓氣以司晨，豈顧北門守。山家自有太平年，只合棲遲樂缶籩。廚下豈容雞鬥慣，屋頭可使雀時穿？”顯然他說的“山雞”是指的農民革命軍了。在他看來，應當終止這種鬥爭，來共同對付清的侵略。“山雞”應當安分守已，在缶籩尋得快樂；這是他思想保守落後的一面。但是他也認為，在屋簷底下，也不允許那些燕雀們去築巢穿飛。他使用了屈原的詩句“燕雀烏鵲巢於堂”的典故，顯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當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都同時激烈時；他把民族（在當時是國家之間矛盾）看得更加重要，主張緩和階級矛盾，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

就在這同一畫冊中，在第一幅上，項聖謨畫了一叢萱花，並題詩道：“中庭日虛朗，寫此欲何求。總見宜男色，難忘天下憂。”萱草，亦稱宜男草，又稱忘憂草，人們畫它是用來表示對父母的孝順的。在這裡，項聖謨藉以抒懷，不是他個人家庭，而是對整個國家民族的無限憂慮。從他又在此冊中第五幅畫的螃蟹題的“胡塵未掃，魚腸鳴匣，公子無腸，亦具堅甲”詩中，可見他憂慮民族的命運。

明亡隱居

明朝的敗亡，勢在必然，內部腐朽、官場黑暗，這是項聖謨早已看透了的。又加上農民的武裝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緊逼的雙重打擊，就象一堵即將坍塌的敗牆，是扶持不起的。崇禎十四年（1641年），他創作了一套《山水冊》，在第一幅《郊南晚色圖》中，他題詩道：“雨過郊原，南畝乍綠。槁色未除，夕陽還燭。何是炊煙，誰深沐浴。時既昏昏，下民無告。”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在第四幅《老樹鳴秋圖》中，他畫了兩棵枯老的樹，被一陣秋風吹起，落葉紛紛而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飄沒在水中，景象淒涼。他在畫上題詩道：“老樹鳴秋到枕邊，起來落葉滿前川。未隨浪去非留戀，豈道江南別有天？”他以老樹象徵著明王朝，而以樹葉象徵著百姓。百姓離開國家就像樹葉被秋風吹落離開樹枝一樣。從當時的國內形勢來看，農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已經擴充套件到了陝西、河南、安徽、山東、湖北、四川等省，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來造反了。而江南地區的江浙一帶，似乎比較平靜，但是項聖謨指出，江南地區並非別有天地。老百姓沒有隨著農民革命的風暴和時代潮流而去，就像落到水裡的樹葉一樣，並非對樹枝有所留戀，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對於項聖謨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來說，明朝的覆滅，自然難以忘憂。“自寫隱居後，乾坤日月殘。圖中誰面目，影裡漢衣冠。若按江山景，何時復舊觀”。“自寫隱居心，如夢到如今。故國危亡久，孤臣離亂深。終朝猶度歲，長夜幾呻吟”。可見其憂憤之深，但他又無可奈何。唯一的態度是潔身自好，坐觀以待變。早在崇禎十三年（1642年）他創作的一套《山水冊》中，畫了一幅“山不動”的山水畫，並題詩說：“遇雲興而觀變兮，山屹然而不動。因觀變以知時令，動靜曷雲非夢。乃即幻以求幻兮，亦惟人間是諷。”

“變”，終於到來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革命軍於陰曆三月十九日攻進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見大勢已去，自縊於煤山（景山），這個訊息很快便傳到了江南。當項聖謨聽到這個訊息時，他非常悲痛。儘管他早就料到會有這一天到來，同時對朝中的政治沒有什麼好感，對明政權也失去了信念，但畢竟他的祖輩是在明王朝發跡起來的，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養，所以對於當朝總是忠心耿耿的。為了表示他對明王朝的忠誠，他創作了一幅具有紀念碑意義的《依朱圖》又名《硃色自畫像》，畫自己抱膝而坐，背倚靠著一株大樹。肖像部分全用墨筆白描鉤出，不用色彩，而大樹及遠處的山巒，則全用硃色。他借用“朱”、“朱”的諧音，表示自己永遠是明王朝的人。在落款當中，還特別寫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

還題有兩首七言律詩：

其一：

剩水殘山色尚朱，天昏地黑影微軀。

赤心焰起塗丹雘，渴筆言輕愧畫圖。

人物寥寥誰可貌？谷雲杳杳亦如愚。

翻然自笑三招隱，孰信狂夫早與俱。

其二：

一貌清臞色自黧，全憑赭粉映鬚眉。

因慚人面多容飾，別染煙姿豈好奇。

久為傷時神漸減，未經哭帝氣先垂。

啼痕雖拭憂如在，日望昇平想欲痴。

詩中所說的“三招隱”，即他所創作的三卷山水詩畫《招隱圖》。其第三卷《招隱圖》就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創作的。“翻然自笑三招隱，孰信狂夫早與俱”，說明他早就有這個思想準備。在這裡，有一點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研究，即在這一詩畫當中，儘管項聖謨一再表示出他對明王朝的忠誠，但對農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權，卻未加任何的評論。在這以前他的所有評及時政的詩文中間，也未有言及被當時統治者所稱為的“流寇”、“闖賊”等。他雖然不贊成農民革命，認為應當從民族的危亡出發，共同對付北方清兵的侵入。但他也不是謾罵農民暴動，相反，對於農民在遭受自然災害當中的痛苦生活，寄予同情，而對於官吏的腐敗和富豪的侈奢，卻給以抨擊。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總會有滅亡的一天，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紛紛起來造反，同時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他在詩中呼喊道“時既昏昏，下民無告”，和他採取隱居的生活，正是他對明王朝絕望心情的表露。

堅貞不二

形勢在起著更加劇烈的變化，項聖謨最擔心憂慮的清兵入侵，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到來了，全國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李自成的農民革命軍佔領北京沒有幾天，漢奸吳三桂即引清兵入關，李自成到山海關親自指揮戰鬥失利，於四月廿八日撤出北京，第四天，即五月二日，清軍佔領北京，接著大舉向南方進擊。全國由原來的激烈的階級矛盾，一下子轉變為激烈的民族戰爭。

第二年，即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殘酷地摧毀揚州之後，於五月十五進入南京。對江南人民的反清鬥爭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和劫掠。陰曆的閏六月，清兵攻破了嘉興府城。項聖謨的堂兄弟、前明薊遼守備項嘉謨不願降清，帶著兩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殺了。項聖謨的家裡遭受到了搶劫，他祖父所遺傳給他們兄弟的古代法書名畫以及其他古物，有的為戰火所毀，有的為清兵所掠，其中清兵千夫長汪六水搶劫得最多。這時項聖謨則僅僅揹負著他的老母親及妻子逃難到了嘉善縣。後來，他在《三招隱圖》卷的題跋裡追憶這一段生活時說：“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潰散，戎馬交馳。於閏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興）既陷，劫灰熏天，餘僅孑身負母並妻子遠竄，而家破矣。凡餘兄弟所藏祖君之遺法書名畫，與散落人間者，半為踐踏，半為灰燼。”面對國破家亡，項聖謨的滿腔悲憤的心情是難以抑制。尤其是異族的統治，更增加了他對故國的懷念。他時常藉助詩畫，把他滿腔的悲憤傾瀉了出來。清順治三年（1646年）他畫了一幅《秋山紅樹圖》，畫面大樹林立成叢，樹葉紅黃黑白相問，斑斑點點，如淚如血，他題詩寫道：“前年未了傷春客，去歲悲秋哭未休。血淚染成林葉醉，至今難寫一腔愁。”這一年，他還給他的朋友胡幼蔣畫了一套《寫生冊》，其中的第五幅畫著一株古鬆，蟠曲虯結，象是飽經風霜雨雪之後掙扎著生長起來似的，有著一種頑強的傲岸精神，畫上題道：“幼蒨有盆鬆，古怪之極，餘喜而圖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他以古鬆自喻，歲寒不凋、堅貞不二。

清政府對漢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經過大規模的武裝血腥鎮壓之後，終於鞏固了下來。在清政府採用武裝手段的同時，也採用著收買、籠絡的懷柔政策。當清軍進入南京的時候，清軍統帥和碩豫親王多鐸，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選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授予清王朝的官職。對於漢族的前朝官吏、文士，只要他們不是武裝的對抗、願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新王朝是容納他們的。在這種懷柔政策之下，一些明王朝的舊官吏和文士，見大勢已定，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紛紛出來投向新的王朝了。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卻仍然堅持著自己的立場，或隱逸山林，或遁跡空門，抱著與新王朝不合作的態度，項聖謨就是其中堅決的一個。他不但見諸於行動，還以自己的詩畫創作表現出這種精神以激勵自己與朋友。他在清順治八年（1651年）創作了一幅《天寒有鶴守梅花園卷》和扇面，畫面上崦間竹樹，茅堂靜掩，曲籬中梅花盛開，有孤鶴戢羽其下。這不是一般的“梅妻鶴子”圖，他以衝寒傲雪的梅花，和高蹈孤引的仙鶴，象徵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們，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跡。在這一幅畫上，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所加蓋的三方閒文印章，印文其一是“大宋南渡以來遼西郡人”；其二是“皇明世胄之中嘉禾處士”；其三是“天籟閣中文孫”。前兩方印章，在他的作品中，僅見於這一幅，而這一幅畫沒有上款，可見不是送人的。將這一幅所畫的內容與這三方印文相聯在一起，其用意更為明顯。我們知道，北宋正是滅亡在金人手中，而如今的清，正是金的後代子孫。項聖謨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可見他對清的亡明，所記仇恨之深。

自從明朝滅亡之後，項聖漠從不在自己的畫上署以朝代的紀年，僅署干支。據我所知，他最後一幅冠以朝代紀年的作品，是他在崇禎十六年九月所畫的一幅《菊竹圖》扇面，落款寫“崇禎癸未重陽後一日”，自此以後，到他臨終前的十五、六年間，無論是傳世的作品，或見之於著錄的作品，都未見他冠以清代順治的紀年，這不能說是偶然的現象。

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的五月，項聖謨還創作了一幅《花學果圖軸》，而就在這一年，這個對人民有著深厚感情，並有強烈民族思想的詩人、畫家與世長辭了，終年六十二歲。前一年（1657年）他還曾到蘇州一帶旅行，並有許多作品問世，他創作精力還十分旺盛，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死後，他的同鄉好友曹溶（字秋嶽，號倦圃）有輓詩寫道：“狼藉江南麈尾春，井床梧影碧嶙峋。風前無復聞長嘯，真作荊關畫里人。”對他的死，懷著無限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