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全書館于謙生平 于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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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1398-1457)，明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號節庵。永樂進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隨宣宗鎮壓漢王朱高煦之叛。平叛後，身為御史的于謙因數落朱高煦有功，被宣宗升任巡按江西，頌聲滿道。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正統十一年(1446年)進京覲見因不向王振獻媚送禮，引起王振不滿遭其暗地指使其黨羽李錫給他加上對皇帝不滿的罪名下獄論死。後因兩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請復任。十四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瓦剌俘獲，他力排南遷之議，堅請固守，進兵部尚書。代宗立，整飭兵備，部署要害，親自督戰，率師二十二萬，列陣北京九門外，破瓦剌之軍。加少保，總督軍務。也先挾英宗逼和，他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不許。也先以無隙可乘，被迫釋放英宗。英宗既歸，仍以和議難恃，擇京軍精銳分十團營操練，又遣兵出關屯守，邊境以安。其時朝野多事，乃獨運徵調，悉合機宜，號令明審，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惕息。他憂國忘身，口不言功，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但性固剛直，頗遭眾忌。
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石亨等誣其謀立襄王之子，被殺。成化初，復官賜祭，弘治二年(1489年)諡肅愍。萬曆中，改諡忠肅。有《於忠肅集》。
年少有為 于謙家族世居考城（故里在今河南省民權縣程莊鎮於莊村）。太祖於伯漢先居山西后遷至蘇州，高祖於夔仕元為官。于謙的曾祖父於九思任杭州路大總管，遂遷居杭州錢塘縣太平裡，故史載於謙為浙江錢塘人。祖父於文明洪武年間任工部主事，父親於彥昭隱居家鄉錢塘不仕，于謙少年時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氣節，懸文天祥像於座位之側，幾十年如一日。
于謙七歲時，有個和尚驚奇於他的相貌，說：“這是將來拯救時局的宰相。”八歲時，他穿著紅色衣服，騎馬玩耍。鄰家老者覺得很有趣，戲弄他說：“紅孩兒，騎黑馬遊街。”于謙應聲而答：“赤帝子，斬白蛇當道。”下聯不僅工整，而且還顯露出他非同尋常的氣勢。
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考取辛丑科進士。
巡按江西 宣德元年（1426年），漢王朱高煦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明宣宗朱瞻基親征。于謙被任命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讓于謙數落他的罪行。于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朱高煦在這位御史的凌厲攻勢下，被罵得抬不起頭，趴在地上不停地發抖（伏地戰慄），自稱罪該萬死。明宣宗大悅，當即下令派于謙巡按江西，平反冤獄數百起。于謙巡撫晉豫于謙上書奏報陝西各處官校騷擾百姓，詔令派御史逮捕他們。
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謙可以承擔重任，當時剛要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接派駐省的巡撫，於是親手寫了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越級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于謙到任後，輕裝騎馬走遍了所管轄的地區，訪問父老，考察當時各項應該興辦或者革新的事，並立即上書。一年上書幾次，稍有水旱災害，馬上上報。
正統六年（1441年）上書說：“現在河南、山西都積蓄了數百萬斤糧食。請在每年三月份時，令府州縣報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戶，然後按分額支給他們糧食，先給豆類和高粱，其次給小米和麥子，最後給稻穀，等秋收後償還。因年老有病以及貧困而不能償還的則給予免除。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當升遷的，如果預備糧不足，不能離任。還要命令風憲官員經常監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黃河沿岸，經常被洪水衝開缺口。于謙令加厚建築堤壩，每個鄉里都要設亭，亭設亭長，責令其督率修繕堤壩。又命令百姓種樹挖井，結果當地榆柳夾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撫山西的官員常走不到，于謙請另設御史來治理。又把鎮邊將領私人開墾的田地全部收為官家屯田，以資助邊防開支。于謙的恩威遠為流行，太行山的盜賊為此而不敢露面。
巡撫晉豫 正統年初，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內閣朝政，都很重視於謙。于謙所奏請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楊”主辦的。但于謙每次進京商議國事時，都是空著口袋進去，那些有權勢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到了“三楊”已經去世，太監王振開始掌權，作威作福，肆無忌憚地招權納賄。百官大臣爭相獻金求媚。每逢朝會期間，進見王振者，必須獻納白銀百兩；若能獻白銀千兩，始得款待酒食，醉飽而歸。而於謙每次進京奏事，從不帶任何禮品。有人勸他說：“您不肯送金銀財寶，難道不能帶點土產去？”于謙瀟灑一笑，甩了甩他的兩隻袖子，說：“只有清風。”還特意寫詩《入京》以明志：絹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後於謙入朝，推薦參政王來、孫原貞。
通政使李錫逢迎王振的指使，彈劾于謙因為長期未得晉升而心生不滿，擅自推舉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門判處死刑，關在獄中三個月。後來百姓聽說于謙被判處死刑，一時間群民共憤，聯名上書。王振便編了個理由給自己下臺，稱從前也有個名叫于謙的人和他有恩怨，說是把那個“于謙”和被關起來的于謙搞錯了，才把于謙放出來，降職為大理寺少卿。後囚山西。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宮門前上書，請求于謙留任的人數以千計，周王、晉王等藩王也這樣上言，於是再命于謙為巡撫。當時的山東、陝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餘萬人，于謙請求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積儲的粟米救濟。又奏請令布政使年富安撫召集這些人，給他們田、牛和種子，由里老監督管理。前後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時，都讓他回去辦理喪事，不久便起用原職。
正統十三年（1448年），于謙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保衛京師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大舉進犯，王振挾持明英宗親征。于謙和兵部尚書鄺埜極力勸諫，但明英宗不聽。鄺埜跟隨明英宗管理軍隊，留于謙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師大為震驚，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郕王監國，命令群臣討論作戰和防守的方略。
侍講徐珵（即徐有貞）說星象有變化，應當遷都南京。于謙厲聲說：“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京師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不見宋朝南渡的故事嗎？”于謙力主抗戰，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愛國官員的支援。郕王肯定了他的說法，防守的決策就這樣定下來了。
當時京師最有戰鬥力的部隊、精銳的騎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憊的士卒不到十萬，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沒有堅定的信心。于謙請郕王調南北兩京、河南的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所屬各府的運糧軍，立即奔赴順天府，依次經營籌畫部署，人心遂稍稍安定。隨後，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
剷除奸黨 郕王剛剛攝政朝議時，右都御史陳鎰上奏請求誅殺王振全族，廷臣一時紛紛響應。朱祁鈺無法做決定，於是下令擇時改議，廷臣則抗議不依。此時，王振黨羽、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站出叱斥百官。戶科給事中王竑突然帶頭在朝廷上猛擊馬順，眾臣紛紛跟隨，馬順當即斃命，一時血濺朝堂，而士卒亦聲洶欲誅。郕王朱祁鈺看後大懼，欲起身離去，于謙擠到郕王身前，扶臂勸導道：“馬順等人罪該誅死，打死勿論”，眾人聽後方止，而此時于謙的袍袖已經裂開。在他退出左掖門時，吏部尚書王直握著于謙的手嘆道：“國家正是倚仗您的時候。今天這樣的情況，即使是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了啊！”在那時，朝廷上下都倚重於謙，而於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輔助朝綱 當初，大臣擔憂國家沒有君主，太子年幼，敵寇將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于謙大聲說：“我們完全是為國家考慮，不是為個人打算。”郕王於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為代宗，于謙進去回答問話，情緒激昂地哭著說：“敵寇得意，要挾持扣留太上皇，這樣形勢下他們必然輕視中國，長驅南下。請命令各邊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營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製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孫鏜、衛穎、張輒、張儀、雷通分兵據守九門重要的地方，軍隊駐紮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亦參與這些事，遷徙外城附近的居民進入城內。儲存在通州的糧食，令官軍自己去支領，用裝足的米作為代價，不把糧食留給敵人。文臣像軒倪這樣的人，應該用為巡撫。武臣像石亨、楊洪、柳博這樣的，應該用為將帥。至於軍隊裡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擔，沒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對他的意見，明代宗全都認真地接納了。
十月，敕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挾持著太上皇（英宗）攻破紫荊關直入，進窺京師。石亨建議收兵固守使敵兵勞累衰竭。于謙不同意，說：“為什麼向他示弱，使敵人更加輕視我。”馬上分別調遣諸將帶領二十二萬兵士，在九門外擺開陣勢：都督陶瑾在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蘆宣城門，而於謙自己和石亨率領副總兵範廣、武興在德勝門外列陣，抵擋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給了侍郎吳寧，把各城門全部關閉，自己親自督戰。下令：臨陣將領不顧部隊先行退卻的，斬將領。軍士不顧將領先退卻的，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道必定要死戰，都聽命令。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在彰義門北面抵擋敵人，俘虜了一個頭目。明代宗高興，令于謙選精兵聚集在教場，以便調動；再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於謙一起管理軍務。
當初，也先部隊深入，以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見到明朝官軍嚴陣以待，有些喪氣。叛變了的宦官喜寧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黃金和絲織品以萬萬計；又邀于謙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談判。明代宗不准許。也先更加沮喪。庚申，也先部隊窺伺德勝門。于謙令石亨率神機營在空屋裡設下埋伏，派幾個騎兵引誘敵人。敵人用一萬騎兵逼近，副總兵範廣發射火藥武器，伏兵一齊起來迎擊。也先的弟弟孛羅，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隊轉移到西直門，都督孫鏜抵禦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來到，敵寇撤退。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攻打敵軍，和都督王敬一起挫敗了也先的前鋒。敵軍正要退卻，而幾百個騎著馬的宦官想爭功，衝馬爭著向前。陣腳亂了，武興被亂髮的箭射死。寇兵趕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頂，呼喊著用磚石投擲敵人，喧聲震天。王竑和福壽的援兵趕到，敵軍於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請沒人理他，作戰又失利，知道不可能達到目的，又聽說各地勤王的部隊馬上要開到，恐怕截斷了他的歸路，於是擁著上皇由良鄉向西去。于謙調各將領追擊，到居庸關才回來。評功，加於謙少保、總督軍務。于謙說：“四郊多保壘，是卿大夫的恥辱，怎麼敢求取賞賜功勞呢！”堅決推辭，明代宗不準。於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請求用大臣鎮守山西，防止敵寇南侵。
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總兵朱謙奏稱敵兵三萬圍攻萬全，敕令範廣擔任總兵官抵禦他：不久，敵寇退，于謙請求即駐兵居庸關，敵寇來則出關剿殺，敵寇退則回京師駐守。大同參將許貴奏北面有三個人到鎮上，想朝廷派使者講和。于謙說：“以前派指揮季鋒、嶽謙前往講和，而也先跟著入寇。接著派通政王復、少卿趙榮，見不到上皇就回來了。顯然，不能依靠和談。況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從道理上來說也絕不可以講和。萬一和了他要滿足無窮無盡的要求，答應則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困難，不答應又會發生變亂，這形勢也不能講和。許貴是武臣，而這樣恐懼畏縮，怎能敵汽同仇，按法律該處死。”發出文書嚴厲譴責他。從此邊境的將領人人都主張堅守作戰，沒有敢說講和的。
當初，也先諸多要挾，都是由喜寧策劃的。朱祁鎮（英宗）策劃鎮守大同的將領抓了喜寧，把他殺了。又給王偉想辦法，讓他引誘殺了奸細田小兒。而且利用間諜實行離間，請求特別釋放了忠勇伯把臺家，答應封給爵位，讓他從中想辦法。也先開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來聯絡，京師的戒備才稍稍放鬆了一點。于謙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撫穩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應聚整合群，這是很值得擔心的。請敕令內外守備和各處巡撫用心整頓，防患於未然，召回派往內地召募發兵的文武官員和鎮守中宮。”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經一年。也先見中國沒有什麼事端，更想講和，使者接連前來，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議派使者前往迎接，明代宗不高興地說：“朕本來不想登大位，當時是被推上來的。”于謙從容地說：“帝位已經定了，不會再有更改，只是從情理上應該趕快把他接回來罷了。萬一他真有什麼陰謀，我就有話說了。”明代宗看看他便改變了面色說：“聽你的、聽你的。”先後派遣了李實、楊善前往。終於把上皇接了回來，這是于謙的功勞。
太上皇已經回來，瓦剌請求朝貢。先前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加到三千餘人，對給予的賞賜總不滿足，便入侵。瓦剌又派三千人來朝，于謙請求列兵居庸關以備不測，在京師隆重陳兵，設宴招待。因此說到和議很難依靠，逐條進上安定邊境的三個策略。請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牆準備防禦。京兵分別隸屬於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雖然各設有總兵。但不相統一，請求選擇精銳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團操，從此開始了團營的制度。這事記載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貢，常常攜帶以前擄去的人口來。于謙一定奏請酬勞使者，前後贖回了幾百人。
當初，永樂年中，投降過來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時，很多成了內應。于謙想分散遣送他們。因為西南有戰事，每次出征，都挑選他們精銳的騎手，從厚資助他們前往，然後再遣送他們的妻子，內患得以平定。楊洪以獨石入衛，八個城都給了敵人。于謙使都督孫安率輕騎兵出龍門關佔據了它，招募百姓屯田，邊戰邊守，八個城得以收復。貴州苗未平定，何文淵建議撤去布使、按察兩司。專設都指揮使司，用大將鎮守。于謙說：“不設兩個司，是放棄了這地方。”建議遂作罷。于謙認為上皇雖然回來了，但國恥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脫脫不花結怨，請求趁機派大軍，自己前往征討他，以報復從前的仇恨，清除邊患。明代宗不準。
于謙主持兵部工作時，也先的勢力正在擴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自擁有部眾和自封的封號，湖廣、貴州、廣西、瑤、侗、苗、僚到處蜂起作亂，前後的軍隊徵集調遣，都是于謙獨自安排。當戰事匆忙急迫，瞬息萬變的時候，于謙眼睛看著手指數著，隨口講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機宜採取正確的方針方法。同事和下屬接受命令，彼此看著都感到驚駭佩服。號令嚴明。雖然是勳臣老將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請聖旨切實責備。一張小字條送到萬里外，沒有不謹慎小心執行的。他才思的暢通敏捷，考慮的周到仔細，一時沒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樸忠厚過人，忘身憂國。上皇雖然回來了，一點也不說自己的功勞。東宮改易以後，明代宗命令凡是兼東宮太子宮屬者支取兩份俸祿。諸臣都表示推辭，只有于謙一再推辭。自己的生活很簡單儉樸，所居住的房子僅僅能夠遮擋風雨。明代宗賜給他西華門的府第，推辭說：“國家多難，臣子怎麼敢自己安居。”堅決推辭，明代宗不準。於是把明代宗前所賞賜的璽書、袍服、銀錠之類，全部封好寫上說明放到那裡，每年去看一看罷了。
明代宗很瞭解于謙，所議論奏請的事沒有不聽從的。明代宗曾經派使者到真定、河間採擇野菜，去直沽製造魚乾，于謙一說便馬上停止。任用一個人，一定悄悄訪問于謙。于謙實事求是地回答，沒有隱瞞，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稱職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樣被明代宗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當敵寇剛剛撤退時，都御史羅通立刻上奏章彈劾于謙登記的功勞薄不實在。御史顧曜說于謙太專權，干預六部的大事奏請實行，好像他就是內閣一樣。于謙根據祖制反駁他們，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為他爭辯，但指責他的人還是不斷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詞上奏彈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眾議，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儘量實現自己的計劃。
于謙的性格很剛強，遇到有不痛快的事，總是拍著胸脯感嘆說：“這一腔熱血，不知會灑在哪裡！”他看不起那些懦怯無能的大臣、勳臣、皇親國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終不贊成講和，雖然上皇因此能夠回來，但上皇並不滿意。徐珵因為提出遷都南京，受到于謙斥責。這時把名字改為有貞，比較容易得到提升進用，經常咬牙切齒地恨于謙。石亨本來因為違犯了軍法被削職，是于謙請求明代宗寬恕了他，讓他總理十營兵，但因為害怕于謙不敢放肆，也不喜歡于謙。德勝門一仗的勝利，石亨的功勞並不比于謙大，而得到世襲侯爵，內心有愧，於是上書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明代宗下詔讓他到京師，于謙推辭，明代宗不準。于謙說：“國家多事的時候，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為大將，沒有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提拔一個兵卒，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於軍功，極力杜絕僥倖，絕對不敢用兒子來濫領功勞。”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張輒因為徵苗時不守律令，被于謙彈劾，和內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謙。
奪門之變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貞迎接上皇恢復了帝位，宣諭朝臣以後，立即把于謙和大學士王文逮捕入獄。誣陷於謙等和黃囗製造不軌言論，又和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策劃迎接冊立襄王。石亨等拿定這個說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蕭維禎審判定罪，坐以謀反，判處死刑。王文忍受不了這種誣陷，急於爭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他們的意思罷了，分辯有什麼用處？”奏疏上呈後，英宗還有些猶豫，說：“于謙是有功勞的（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說：“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拼死保衛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後的結局——斬決。史載：天下冤之！于謙被殺之後，按例應該抄家，可抄家的官員到于謙家時，才發現這是一項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為于謙家裡什麼也沒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沒有多餘的錢財（家無餘財）。遂溪的教諭吾豫說于謙的罪應該滅族，于謙所推薦的各文武大臣都應該處死。刑部堅持原判這才停止了。千戶白琦又請求寫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國公佈。
誣告被殺 于謙自從土木之變以後，發誓不和敵人共生存。經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明代宗派太監興安、舒良輪流前往探望。聽說他的衣服、用具過於簡單，下詔令宮中造了賜給他，所賜東西甚至連醋菜都有了。又親自到萬歲山，砍竹取汁賜給他。有人說明代宗太過寵愛于謙，興安等說：“他日夜為國分憂，不問家產，如果他去了，讓朝廷到那裡還能找到這樣的人？”到抄家的時候，家裡沒有多餘的錢財，只有正屋關鎖得嚴嚴實實。開啟來看，只有朱祁鈺賜給的蟒袍、劍器。于謙死的那天，陰雲密佈，全國的人都認為他是冤枉的。有一個叫朵兒的指揮，本來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潑在於謙死的地方，慟哭。曹吉祥發怒，鞭打他。第二天，他還是照樣潑酒在地表示祭奠。
都督同知陳逢被于謙的忠義感動，收斂了他的屍體。過了一年，于謙的養子於康將其歸葬於杭州西湖南面的三臺山麓。陳逢，是六合人。曾被推舉為有將領之才，是從李時勉門下舉薦的。皇太后開始時不知道于謙的死，聽說以後，嘆息哀悼了幾天。英宗也後悔了。
沉冤得雪 于謙已死，由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任兵部尚書。不到一年，所幹的壞事敗露，貪贓累計鉅萬。明英宗召大臣進去看，鐵青著臉說：“于謙在景泰朝受重用，死時沒有多餘的錢財，陳汝言為什麼會有這樣多？”石亨低著頭不能回答。不久邊境有警，明英宗滿面愁容。恭順侯吳瑾在旁邊侍候，進諫說：“如果於謙在，一定不會讓敵人這樣。”明英宗無言以對。這一年，有貞被石亨中傷，充軍到金齒口。又過了幾年，石亨亦被捕入獄，死於獄中；曹吉祥謀反，被滅族，于謙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明憲宗成化初年，將於冕赦免回來，他上疏申訴冤枉，得以恢復于謙的官職，賜祭，誥文裡說：“當國家多難的時候，保衛社稷使其沒有危險，獨自堅持公道，被權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時已經知道他的冤，而朕實在憐惜他的忠誠。”這誥文在全國各地傳頌。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採納了給事中孫需的意見，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號肅愍，賜在墓建祠堂，題為“旌功”，由地方有關部門年節拜祭。萬曆中，改諡為忠肅。杭州、河南、山西都是歷代奉拜祭祀不止。
萬曆十八年（1590年），改諡為“忠肅”。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南巡，題寫匾額“丹心抗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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