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生平 向秀簡介

向秀（約227-272年），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晉竹林七賢之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向秀雅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相善，隱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後，向秀應本郡的郡上計到洛陽，受司馬昭接見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與任愷等相善。向秀喜談老莊之學，曾注《莊子》，“妙析奇致，大暢玄風”（《世說新語·文學》）。注未成便過世，郭象承其《莊子》餘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另著《思舊賦》、《難嵇叔夜養生論》。

向秀少年時即以文章俊秀聞名鄉里，後來研讀《莊子》頗有心 得，於鄉里講學時為山濤所知。山濤聽向秀所講高妙玄遠，見解超凡，如同“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二人遂成忘年之交。在山濤的接引之下，認識了嵇康與阮籍，同為“竹林之遊”。 向秀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向秀性格平和，習慣於低調處世，走向朝廷之路，實屬不得已；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呂安被司馬氏害死後，他只好到洛陽任散騎侍郎、黃門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向秀喜談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有流傳，但過去的舊注“莫能究其旨統”，曾注《莊子》一書，沒注完就過世了，郭象則承其《莊子》餘緒，成書《莊子注》三十三篇。著有《思舊賦》、《難養生論》。

向秀雖然沒有完整的文集傳世，但他卻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據記載，向秀主要著作有《莊子注》，時人稱此注“妙析奇致，大暢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其好友呂安見此注後嘆為“莊周不死矣”。向秀還著有《周易注》，今佚。又有《難養生論》一篇，存《嵇康集》中；《思舊賦》一篇存《文選》和《晉書》本傳中。關於向秀注《莊子》，還有個有趣的插曲。開始向秀註釋的時候，嵇康說，《莊子》中的玄言妙旨會被註釋弄得僵滯，以前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注，向秀不如不注。後來向秀注基本寫就，拿出來給嵇康看，嵇康才知道向注使《莊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因此對向秀的才識大為歎服。 向秀在經歷了嵇、呂事件的大悲大痛，向秀在惆悵和迷茫中大徹大悟，在苦悶和徘徊中大徹大悟，心境更加趨於淡泊寧靜。他到洛陽以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莊子思想的研究之中。於是閉門謝客，潛心作注，用心闡發莊子思想的精神。但遺憾的是其中《秋水》、《至樂》兩篇還未註解完，向秀就去世了。

向秀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為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莊》新思路，後人難望其項背；《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所作《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可與之比肩。 向秀名列“竹林七賢”，七賢中既有山濤、王戎這樣的現世功業卓著者；也有阮籍、嵇康這樣超凡脫俗，行為瀟灑的道家超越派；還有劉伶這樣的千古醉人。相對於“竹林七賢”裡的其他人，向秀似乎名氣不夠響亮，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裡記載也不很多，但是，向秀的逍遙新義及其《莊子注》裡所闡述的儒道精神相容的觀點，雖經千百年的歲月流逝卻無法抹去向秀的獨特光彩。

1、向秀萬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論哲學觀點主張本體論玄學。

向秀論證了萬物“不生不化”同於“生化之本”的過程，他在“無待逍遙”和“與變升降”的立身處世方面也有初步展開玄理，涉及到了部分社會政治實際。東晉謝靈運《辨宗論》評說：“昔向子期以儒道為一”(《廣弘明集》卷18)，《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記載：“(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貫通儒道是向秀一直懷有的學術理想，《莊子》注闡發的“自生自化”玄理新義亦是為此目的服務。

對於名教與自然的看法，向秀既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通過向秀註解所體現出來的儒道兩家經典的互解，“使儒道兩家的分歧，通過字句上的精心詮釋而得以化解，為經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礎”不苟。

2、向秀對《莊子·逍遙遊》的註解

莊子逝世後，他的學說沉寂了數百年，終於在魏晉之際，在竹林七賢的心中復活。嵇康、阮籍沿著《莊子》的遊心之路，激烈反對社會體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幟：嵇康奮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藉助虛幻的神仙境界，卻抑鬱而終。面對現實，向秀“覺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體制的銅牆鐵壁面前，個人的反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脫離社會的自由逍遙只是幻想，沿著“遊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願步嵇康後塵，在朝廷與山林之間，他無奈地選擇了前者。作為最後一個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準備與早已入仕的山濤、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祿中“逍遙”。

在混跡於西晉宮廷的日子裡，向秀對《莊子·逍遙遊》中關於大鵬與小鳥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這兩個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發現了本質的平等：逍遙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遙又是本性的滿足，如果滿足了自己的本性，那麼逍遙本身是沒有任何差異的，猶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著後的感覺都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只要適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滿足，那麼不僅小人物與大人物，即使聖人與凡人，其逍遙也是沒有差別的。向秀運用這一發現重新整理了思想界對“逍遙”的理解，融鑄在其《莊子注》中。 根據《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註所稱“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向秀認為理想的“逍遙”境界存在於現實世俗社會之中，不是由外在主宰“本體”施予獲得，關鍵在於各任其性，各當其份。 “性”、“分”是屬於人們內在的“自然之理”，按照其《難養生論》主張的“情慾自然”觀念，只要滿足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上九萬里高空的大鵬與抱榆枋即止的尺鷃都可以達到逍遙至境。凡人資於“有待”而逍遙，聖人“無待”不是絕對遁世，只是能夠順有待“與物冥”適應任何物質環境，實際還是通物情而有所待。

如此，自由逍遙只需性分自足、得其所待，凡人與“至人”可以“同於大通”。這種逍遙義的哲學基礎仍是萬物“自生自化”的本體思想，其對世俗名教的認同經過郭象發展便成為“身在廟堂心在山林”的士大夫處世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