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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廉的簡介 姚思廉的資料

姚思廉的資料 姚思廉的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樑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世居吳興(今浙江湖州)。姚察的著作很豐富,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1卷,還有《文集》20卷,並行於世。此外,還有未撰成的樑、陳二史。這樣的家學傳統,對姚思廉有良好影響,少年時就喜好史學,不僅聰穎,而且勤奮學習,除了讀書,再沒有其他嗜好,甚至從不過問家人的生計狀況。

姚思廉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統一之際,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陳時,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後,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入唐後,授秦王府文學,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貞觀九年(635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在仕途上還較順利。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乘農民大起義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長安。這時鎮守長安的是隋煬帝孫子代王楊侑,姚思廉正任職於隋朝,為代王侍讀。李淵率兵佔領長安後,代王府僚屬都驚駭走散,唯獨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離左右。唐兵湧入王府,思廉大聲呵斥道:“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得無禮於王。”正往裡衝的眾兵將聞聽此言十分驚愕,見思廉獨自一人伴隨代王而面無懼色,心中也覺欽佩,於是紛紛停立在大堂臺階之下。李淵聞知,於是准許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順陽閣後,思廉才哭泣著拜辭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稱他為“忠烈之士”。李淵、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賞識和重用姚思廉。李淵稱帝后,即授思廉為秦王文學。秦王李世民開文學府,招攬一些有文武韜略、兼通文史的博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褚亮、陸德明、孔穎達、許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親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學士”之一。

武德年間,李世民曾率軍赴魯南征討徐圓朗,戰爭間隙,他與人議論起隋朝事,談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護代王之舉,感慨嘆道:“姚思廉面對利刃而顯示大節,即使古人也很罕見。”當時思廉遠在洛陽,於是李世民專派使者帶帛三百段賞賜思廉,並附信說:“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這是很不尋常的優禮之舉。李世民命著名畫家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並命文學褚亮各為讚語,對思廉的評價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從史學才能和政治節操兩方面對思廉作出褒獎。“玄武門事變”之後,李世民當上太子,思廉也隨即升遷為太子洗馬。

姚思廉對於政事“直言無隱”,督促太宗勤於國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舊人,許可他隨時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祕密上奏,思廉也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充分發表自己對政事的見解,“展盡無所諱”。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準備往九成宮避暑,思廉勸諫說:“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辭懇切尖銳。唐太宗只好下諭解釋說:“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為獎賞姚思廉的直諫,賜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後,唐太宗深為哀悼,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諡號“康”,特准許葬於昭陵。

隋大業五年(609),姚思廉奉煬帝之命,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這是一部歷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劉知幾在敘述唐修國史情況時指出:“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這是武德、貞觀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紀傳體國史。由於思廉修這部國史是在貞觀初,因此推知其內容應是“武德朝”史。這部國史的本來面目已無法窺見。唐高宗顯慶元年(656),長孫無忌與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80卷,顯然,思廉所撰的國史為其奠定了基礎。

姚思廉費時數十年撰寫的重要史著,當推繼承父業而成的《梁書》、《陳書》。其父姚察不僅以文知名,而且潛心於修樑、陳二史,他在樑、陳、隋朝都任過史職,參與過國史的修撰。並且在陳宣帝時開始修前代史——樑史。陳亡入隋後,開皇九年(589),隋文帝詔授姚察祕書丞,命其撰樑、陳二代史。這樣,在官方的支援下,姚察開始了全面系統的編纂工作。大業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臨終時他將修撰體例交給兒子,囑他繼續寫完。思廉哭泣著接受了父親的囑託,從此,就開始了續撰工作。經內史侍郎虞世基奏聞隋煬帝,從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援。

唐初,曾兩次詔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參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詔修前代六史,對樑、陳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樑史,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沒有成功就作罷了。第二次是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詔與祕書監魏徵同撰樑、陳二史。貞觀十年(636)正月,《梁書》、《陳書》與同時所修《北周書》、《北齊書》、《隋書》一起修成上進。

樑、陳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續而作。魏徵也在貞觀初參與了修撰。那麼,姚思廉對樑、陳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從書中史論的署名上大體可見端倪。《梁書》有三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當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陳書》有一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雲”一篇(兼補充史實);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數字可大體看出,就《梁書》而言,姚察與姚思廉所撰基本相當,而《陳書》,則多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監修身份加以指導,共寫了三篇論。雖然姚察有開創之功,但思廉對樑、陳二書的貢獻是最大的。從撰述數量上看,思廉明顯多於姚察,而且,思廉在貞觀初奉詔修史,又要根據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對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動。思廉對樑、陳二書是有續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沒有思廉的竭盡全力,這兩部史書就很難問世。因此樑、陳二書題姚思廉撰,世人從無異議。這兩部書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學思想和文風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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