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一方面

在以下选项中，考察研究考古对象的内容综合研究不包括（）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古代的文字。在中国则特指秦以前留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汉字，如甲骨文和金文还有蝌蚪文。古文字在历史中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是华夏文化的结晶。古文字艺术，是借助古文字资源如碑文、器物、史实、思想、艺术、临写等方面，所进行一次艺术推广、教研、乐学、参与的形式展出。古文字资源的研究和成果，被广泛吸收和运用于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乃至书法篆刻以及某些技术科学等学科领域。古文字艺术的传播和推广，具有较高的社会反响和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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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古代的文字。在中国则特指秦以前留传下来的篆文体系的汉字，如甲骨文和金文还有蝌蚪文。古文字在历史中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是华夏文化的结晶。古文字艺术，是借助古文字资源如碑文、器物、史实、思想、艺术、临写等方面，所进行一次艺术推广、教研、乐学、参与的形式展出。古文字资源的研究和成果，被广泛吸收和运用于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乃至书法篆刻以及某些技术科学等学科领域。古文字艺术的传播和推广，具有较高的社会反响和学术研究价值。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个方面?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骈文。考察古文字是要符合文字的发展由繁到简和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规律，骈文并没有这种规律，不包括骈文。

古文字学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古文字学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

古文字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

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古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字、古隶书、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以及文字使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背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

古文字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系统研究，探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况、文化特色等，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演化规律，并为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文字学的主要目标是还原古代文字和文化的历史，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规律，探究文化的渊源和传承，推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古文字学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古代系统文字的考古和史料分析，比如古墓、古碑、古器、古玉等文物的研究。

2、古代语言的考察，如古代文字的发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

3、古代文字和文化的关系，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4、古代文字和现代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如对古代文字的数字化处理、检索和展示等。

古文字学是连接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纽带，是了解古代文化和文明、推动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学科。

古文字考释方法举例

古文字考释方法举例： 整体对照、局部对比、序列排比、方域比勘、注意同字不同形、同形不同字。

1、"粦"字在甲骨文里已见,其字形是人的正面状的"大",且在"大"的形体上下有四小点。《说文》根据已有形变的小篆形体将"粦"字分析为"从炎舛",不可从。"粦"字的产生背景和燎祭仪式相关,其字形即焚人时的火花状。《说文》"兵死及牛马之血为粦。粦,鬼火也"的训释,仍可以看出"粦"字所表现的燎祭焚人的词义关联。"奄"的金文形体,上为"申",下为"大",该金文形体当为"奄"的初形。会意字"奄"字是以"电"的雷电义和"大"的人形义两者会意而成。"奄"一词的本义为"覆盖"义,该本义是由天上的雷电和在下的人两者呈现出覆盖和被覆盖的关系的形体来表现的。

2、考释古文字不但是方法问题，也是看古文字的价值问题，过去谈中国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後来古文字资料慢慢增多，但研究《说文》的学者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往往彼此不了解情况。而研究古文字者，认为古文字有很多资料，可用来纠正《说文解字》，证明《说文》学者研究的错误。相对地亦有很多人不相信古文字，认为有些考释很荒唐，这是因为古文字学者，有些缺乏傅统《说文》学基础。所以应以傅统的小学、说文学、古文字学结合，互相促进，合者两美，离者两伤。

3、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不外字形和文例（即字的用法）两个方面。有时由於资料的，只能从一方面加以考虑。但不能特别偏重某方面，且态度要客观。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发现有15万多片甲骨，约4500个单字，解读了近三分之一。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中国古文字，讨论甲骨文时，应与金文、大篆等其他古文字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从商的甲骨文，两周的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的石刻、简牍，直至今天通行的楷书，其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有迹可寻，中间未曾间断，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而且，中国有着两千年左右研究古文字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得以考释古文字的基础。古文字不是看图像看出来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较出来的。文字都有形、音、义三部分，但辨识一个字的过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义的过程。考释古文字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形为主，从字形出发。字形上的差异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如果按时代次序逐步探索，发现这些演变中的一个个中间环节，就可以找出未识的古文字和后世某个已识字形的渊源关系，从而确定其为某字。这便是考释古文字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已识字和未识字都是有字形的。历史比较法的实质是通过字形的比较建立未识字和已识字之间的桥梁，以已识字的音义推知未识字应有的音义。而这种比较必须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间逐次进行，才能确知每一个的字形在历史上逐步演变的情况。要识读商代的文字，拿已识的西周文字去做字形比较，当然比隔了一千多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以“豕”字为例，豕字在历史演变上和小篆的“豕”字相联系，因此释读为豕字，而非彘、猪字。“女”字也是同理，不会因为图有坐姿，而认为是“坐”或“跪”字。

现代人是怎么看出甲骨文是文字的？

最早的甲骨文是在清朝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是有一种偶然的机会，因为一个清朝的生病了，而当时的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名叫做龙骨，是一种中药。

当时那个偶然就看到了甲骨文，而且这个是从属于教育类，对文化还是比较有高深的影响，然后突然觉得这个东西不一般，就这样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这样就发现了甲骨文。

按照我的猜测，他应该是这样发现甲骨文的，每个文字都是有特殊的规律，而且上面有笔画，中国的文字是一脉相传，我们的文字是逐渐演变的，所以会有一些看得出来的规律。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然后是金文等，最后就到了今天的现代文字了。而且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是可以看的出来的，某些图案很像一些动物，就这样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现在甲骨文发现的越来越多了，主要都是在殷墟上面发现的，毕竟甲骨文在夏商两朝比较用的多。

甲骨文对我国研究古代的历史情况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物。

古文字学的相关研究

20年代以后﹐随著现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

以上对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

在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汉字从原始构造讲，可以说是一个或多个相对的字符部件组成的文字。在古文字考释的实践中，首先考察各个偏旁的形体演变，是个提纲携领的好办法。因为同一个偏旁往往为许多字所共有，将全部已识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种形体按时代排列，了解每个偏旁的历史演变，更便于深入研究字形演变中某方面的共同规律。因此，偏旁分析是古文字研究者用历史比较法考释古文字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对未识字的字形进行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尽可能熟悉已识字的字形。『说文解字』系统保存了对小篆九千多字在音、义两方面的说解，不论小篆与后代通行汉字在形体上有多大差异，小篆是属于已识汉字之列的。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识字”主要是指『说文』收录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随着研究的深入，经过辨识的甲骨、金文成了新的“已识字”。古文字是需要具备特殊训练的专家才可以辨识分析的。古文字研究者要做的基础功课很多。第一门当然是读『说文』，掌握其所收录的小篆、大篆和古文。其他已识的先秦古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是和『说文』进行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第二门是尽可能多的掌握已识的先秦文字的种种字形，需阅读『古文字类编』、『甲骨文编』、『金文编』、『陶文编』等分类详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汇。然而，这些字汇是研究古文字重要的基础和参考，但不是金科玉律，不可迷信。

谁知道古文字学具体指的是什么？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也可以说古文字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汉字的形体有哪些？

通常讲，中国文字由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方式组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六书。中国文字发展的里程碑时期是秦朝，在秦朝以前的文字，大概是一个古文像大篆演变的过程。古文时期的文字繁复多样，就是象形文字，总体来说分为甲骨文和金文。古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商后期人们记事或者祭祀时候，在兽骨或者龟甲上留下的文字。多使用刻的方式，也有用写的，多为卜辞。有象形程度高，一字多体的特点。说明在殷商时候，中国文字还不统一。金文：先秦称铜为金，因此刻录或者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成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和甲骨文相比，象形程度更高，更加浑厚自然。金文和甲骨文都是殷商文字，但是青铜器一般只有官方才能铸造，因此金文是官方文字，相比而言，出现了官体多繁，俗体趋简的特点，这也是文字发展的一个方向，文字的发展总是从民间日常使用中，为了方便而越来越简化的过程。

2，大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后期，古文字逐渐发展成为了大篆。自汉代以来，大家都认为大篆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最先开始变革古文，逐渐创造新的字体，更加趋于简便。故大篆又称为大篆又称籀文或者籀文、籀篆、籀书、史书。

大篆变化的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它使文字线条化，以前不均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生动；另一方面使文字规范化，原来不规范的图形逐渐像结构整齐的字形演变，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大篆字体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于周时期的金文与秦时期的小篆之间，属于大篆的范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3，小篆

秦朝统一六国以后，面对原来六国各自地区文字不一样的的局面，决定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形成一种统一的标准。这种历史条件下，小篆应运而生。

小篆是以秦大篆为基础，又进行了规范化的改善，形成的一种简化版的规范文字，又名玉筋篆。较之大篆，小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字形成纵势，笔画粗细划一，排列齐整。与大篆相比较，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变得整齐、和谐、美观，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4，

隶书形成时间约在战国晚期，成熟期在汉代。主要有秦隶和汉隶之分。隶书主要是小吏在日常的行文中为了方便而应急的字体，后经程邈整理，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隶书字体。隶书在秦代民间广泛流行，官方除了一些很正式的诏书或者文件用小篆写之外，一般也采用隶书。因此隶书在秦代是和小篆是并行发展的，而并非由小篆演化成了隶书，它是对小篆字体的进一步简化，这也是把隶书称为“佐书”的原因，就是辅助小篆的意思。

5，

楷书，又叫正书或者真书。是由隶书逐渐演化而来，更趋向于简化，字形由扁平趋于方正，是一种对隶书的改良。楷书出现在东汉时期，六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汉末、三国时期，逐渐变隶书的波磔为笔直和撇、捺，改弯为钩。《辞海》中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做楷模，故名楷书”。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因此自唐以后没有更多的变化，一直沿用至今。

汉末书法家钟繇开创了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到唐代欧阳询在楷书书法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八绝”理论，为楷书的书写，定了一个基本准则。

6，行书、草书

草书是起草文稿时，潦草书写隶体而导致的一种变体，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写法，以至演化成为一种纯粹的书法艺术。行书是为了解决楷书书写速度慢和草书难以辨认而产生的一种书写体，从本质上讲，以简易为遵旨，书写性强。

古文字学的概念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个方面?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骈文。考察古文字是要符合文字的发展由繁到简和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规律，骈文并没有这种规律，不包括骈文。

古文字学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古文字学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

古文字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

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古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字、古隶书、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等，以及文字使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背景、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

古文字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系统研究，探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况、文化特色等，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演化规律，并为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承提供有益的启示。

古文字学的主要目标是还原古代文字和文化的历史，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规律，探究文化的渊源和传承，推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古文字学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古代系统文字的考古和史料分析，比如古墓、古碑、古器、古玉等文物的研究。

2、古代语言的考察，如古代文字的发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

3、古代文字和文化的关系，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4、古代文字和现代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如对古代文字的数字化处理、检索和展示等。

古文字学是连接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重要纽带，是了解古代文化和文明、推动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学科。

古文字考释方法举例

古文字考释方法举例： 整体对照、局部对比、序列排比、方域比勘、注意同字不同形、同形不同字。

1、"粦"字在甲骨文里已见,其字形是人的正面状的"大",且在"大"的形体上下有四小点。《说文》根据已有形变的小篆形体将"粦"字分析为"从炎舛",不可从。"粦"字的产生背景和燎祭仪式相关,其字形即焚人时的火花状。《说文》"兵死及牛马之血为粦。粦,鬼火也"的训释,仍可以看出"粦"字所表现的燎祭焚人的词义关联。"奄"的金文形体,上为"申",下为"大",该金文形体当为"奄"的初形。会意字"奄"字是以"电"的雷电义和"大"的人形义两者会意而成。"奄"一词的本义为"覆盖"义,该本义是由天上的雷电和在下的人两者呈现出覆盖和被覆盖的关系的形体来表现的。

2、考释古文字不但是方法问题，也是看古文字的价值问题，过去谈中国文字，主要是《说文解字》，後来古文字资料慢慢增多，但研究《说文》的学者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往往彼此不了解情况。而研究古文字者，认为古文字有很多资料，可用来纠正《说文解字》，证明《说文》学者研究的错误。相对地亦有很多人不相信古文字，认为有些考释很荒唐，这是因为古文字学者，有些缺乏傅统《说文》学基础。所以应以傅统的小学、说文学、古文字学结合，互相促进，合者两美，离者两伤。

3、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不外字形和文例（即字的用法）两个方面。有时由於资料的，只能从一方面加以考虑。但不能特别偏重某方面，且态度要客观。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发现有15万多片甲骨，约4500个单字，解读了近三分之一。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中国古文字，讨论甲骨文时，应与金文、大篆等其他古文字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从商的甲骨文，两周的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的石刻、简牍，直至今天通行的楷书，其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有迹可寻，中间未曾间断，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而且，中国有着两千年左右研究古文字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得以考释古文字的基础。古文字不是看图像看出来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较出来的。文字都有形、音、义三部分，但辨识一个字的过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义的过程。考释古文字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形为主，从字形出发。字形上的差异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如果按时代次序逐步探索，发现这些演变中的一个个中间环节，就可以找出未识的古文字和后世某个已识字形的渊源关系，从而确定其为某字。这便是考释古文字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已识字和未识字都是有字形的。历史比较法的实质是通过字形的比较建立未识字和已识字之间的桥梁，以已识字的音义推知未识字应有的音义。而这种比较必须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间逐次进行，才能确知每一个的字形在历史上逐步演变的情况。要识读商代的文字，拿已识的西周文字去做字形比较，当然比隔了一千多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以“豕”字为例，豕字在历史演变上和小篆的“豕”字相联系，因此释读为豕字，而非彘、猪字。“女”字也是同理，不会因为图有坐姿，而认为是“坐”或“跪”字。

现代人是怎么看出甲骨文是文字的？

最早的甲骨文是在清朝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是有一种偶然的机会，因为一个清朝的生病了，而当时的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名叫做龙骨，是一种中药。

当时那个偶然就看到了甲骨文，而且这个是从属于教育类，对文化还是比较有高深的影响，然后突然觉得这个东西不一般，就这样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这样就发现了甲骨文。

按照我的猜测，他应该是这样发现甲骨文的，每个文字都是有特殊的规律，而且上面有笔画，中国的文字是一脉相传，我们的文字是逐渐演变的，所以会有一些看得出来的规律。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然后是金文等，最后就到了今天的现代文字了。而且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是可以看的出来的，某些图案很像一些动物，就这样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现在甲骨文发现的越来越多了，主要都是在殷墟上面发现的，毕竟甲骨文在夏商两朝比较用的多。

甲骨文对我国研究古代的历史情况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物。

古文字学的相关研究

20年代以后﹐随著现古学的形成﹐古器物学为考古学所吸收﹐古文字学正式成为的学科﹐并且在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8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古文字资料的出土情况开始由盗掘和偶然发现变为科学发掘。虽然由于盗掘无法禁止﹐这种转变只是局部性的﹐但是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开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铜器(大部属于东周时代)进行分国的研究﹐写成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研读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对它们的某些内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辞通纂》和《殷契萃编》﹐在卜辞的通读上有重要贡献。他在收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1931)这篇论文里﹐指出殷周铜器铭文中的很多“图形文字”是“国族之名号”﹐一扫过去把这类文字任意释为“子”﹑“孙”等字﹐或视为非文字的图画的谬说。

与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铜器铭文同时﹐参加殷墟发掘﹑负责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宾﹐对甲骨文也进行了分期断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写成﹑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里﹐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根据﹐把甲骨文时代划分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学的水平。后来他还在甲骨文断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补充的意见﹐如新﹑旧派的划分等﹐这些意见引起了不少争论。

清代以来﹐虽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却一直没有人认真加以探讨。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语言文字学上缺乏修养﹐主要凭想像去考释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释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于一般文字学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时吸收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学也长期不能从一些有问题的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唐兰针对这种情况﹐在1935年写成了《古文字学导论》。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第二部分阐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特别强调了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的重要性。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一部理论性著作。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体上属于古铭刻学的范围。唐兰则把古文字学看作文字学的分支﹐把它跟古铭刻学(他称为古器物铭学)区分了开来。不过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述这几位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终于摆脱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学史分作古代﹑近代﹑现代 3段﹐也许可以把汉代到清代道咸时期划为古代﹐清代同光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划为近代﹐20世纪30年代以后划为现代。进入30年代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势头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中止﹐古文字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来越重视考古学所提供的有关知识﹐使他们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都有了增加﹐在新发现的资料里﹐有些品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中有的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有的虽然在古代曾经发现过但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时代曾有少量发现﹐但当时不明其性质)﹑战国竹简以及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一些旧领域的研究工作﹐也由于新资料的发现而有了很大进展。

以上对时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文字学发展的大势﹐作了一个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为纲﹐简单地补充一些这一时期古文字研究的情况。 在殷周时代的某些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种用6个或3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 4期)等论文中证明它们是易卦﹐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这个悬案。

在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的这一时期里﹐战国文字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对研究战国文字很有用的两种古文字字汇﹕罗福颐(1905～1981)《古玺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编的《古玺文编》是修订此书而成的)﹑顾廷龙《古陶文录》(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为研究战国币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长沙战国楚墓里发现了一件写有近千字的帛书﹐这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新资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说文古籀补补》﹐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此书释出了不少战国玺文﹐可惜由于缺乏论证﹐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玺文字徵》就没有吸收此书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一方面由于在时代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由于楚简等重要新资料不断发现﹐战国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朱德熙﹑饶宗颐﹑李学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对战国铜器﹑竹简﹑帛书﹑玺印﹑货币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国维把战国文字分成秦国和六国两系﹐战国文字研究已经进入了分国研究的阶段。研究者对战国文字的认识已经比过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的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随著这些新资料的发现而兴起的。70年代发现的几批重要资料﹐如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毕﹐正在陆续刊布。此外﹐又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资料。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无疑会有很大的发展。 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汉字从原始构造讲，可以说是一个或多个相对的字符部件组成的文字。在古文字考释的实践中，首先考察各个偏旁的形体演变，是个提纲携领的好办法。因为同一个偏旁往往为许多字所共有，将全部已识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种形体按时代排列，了解每个偏旁的历史演变，更便于深入研究字形演变中某方面的共同规律。因此，偏旁分析是古文字研究者用历史比较法考释古文字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对未识字的字形进行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尽可能熟悉已识字的字形。『说文解字』系统保存了对小篆九千多字在音、义两方面的说解，不论小篆与后代通行汉字在形体上有多大差异，小篆是属于已识汉字之列的。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识字”主要是指『说文』收录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随着研究的深入，经过辨识的甲骨、金文成了新的“已识字”。古文字是需要具备特殊训练的专家才可以辨识分析的。古文字研究者要做的基础功课很多。第一门当然是读『说文』，掌握其所收录的小篆、大篆和古文。其他已识的先秦古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是和『说文』进行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第二门是尽可能多的掌握已识的先秦文字的种种字形，需阅读『古文字类编』、『甲骨文编』、『金文编』、『陶文编』等分类详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汇。然而，这些字汇是研究古文字重要的基础和参考，但不是金科玉律，不可迷信。

谁知道古文字学具体指的是什么？

古文字学是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也可以说古文字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著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汉字的形体有哪些？

通常讲，中国文字由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方式组成，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六书。中国文字发展的里程碑时期是秦朝，在秦朝以前的文字，大概是一个古文像大篆演变的过程。古文时期的文字繁复多样，就是象形文字，总体来说分为甲骨文和金文。古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商后期人们记事或者祭祀时候，在兽骨或者龟甲上留下的文字。多使用刻的方式，也有用写的，多为卜辞。有象形程度高，一字多体的特点。说明在殷商时候，中国文字还不统一。金文：先秦称铜为金，因此刻录或者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成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和甲骨文相比，象形程度更高，更加浑厚自然。金文和甲骨文都是殷商文字，但是青铜器一般只有官方才能铸造，因此金文是官方文字，相比而言，出现了官体多繁，俗体趋简的特点，这也是文字发展的一个方向，文字的发展总是从民间日常使用中，为了方便而越来越简化的过程。

2，大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周后期，古文字逐渐发展成为了大篆。自汉代以来，大家都认为大篆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最先开始变革古文，逐渐创造新的字体，更加趋于简便。故大篆又称为大篆又称籀文或者籀文、籀篆、籀书、史书。

大篆变化的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它使文字线条化，以前不均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生动；另一方面使文字规范化，原来不规范的图形逐渐像结构整齐的字形演变，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大篆字体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于周时期的金文与秦时期的小篆之间，属于大篆的范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3，小篆

秦朝统一六国以后，面对原来六国各自地区文字不一样的的局面，决定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形成一种统一的标准。这种历史条件下，小篆应运而生。

小篆是以秦大篆为基础，又进行了规范化的改善，形成的一种简化版的规范文字，又名玉筋篆。较之大篆，小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字形成纵势，笔画粗细划一，排列齐整。与大篆相比较，这个时候的文字几乎已经完全没有象形文字的痕迹了，变得整齐、和谐、美观，基本上都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

4，

隶书形成时间约在战国晚期，成熟期在汉代。主要有秦隶和汉隶之分。隶书主要是小吏在日常的行文中为了方便而应急的字体，后经程邈整理，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隶书字体。隶书在秦代民间广泛流行，官方除了一些很正式的诏书或者文件用小篆写之外，一般也采用隶书。因此隶书在秦代是和小篆是并行发展的，而并非由小篆演化成了隶书，它是对小篆字体的进一步简化，这也是把隶书称为“佐书”的原因，就是辅助小篆的意思。

5，

楷书，又叫正书或者真书。是由隶书逐渐演化而来，更趋向于简化，字形由扁平趋于方正，是一种对隶书的改良。楷书出现在东汉时期，六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汉末、三国时期，逐渐变隶书的波磔为笔直和撇、捺，改弯为钩。《辞海》中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做楷模，故名楷书”。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因此自唐以后没有更多的变化，一直沿用至今。

汉末书法家钟繇开创了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到唐代欧阳询在楷书书法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他所创立的“八绝”理论，为楷书的书写，定了一个基本准则。

6，行书、草书

草书是起草文稿时，潦草书写隶体而导致的一种变体，后来成为一种通行的写法，以至演化成为一种纯粹的书法艺术。行书是为了解决楷书书写速度慢和草书难以辨认而产生的一种书写体，从本质上讲，以简易为遵旨，书写性强。

古文字学的概念

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 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馀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秦刻石改了《说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为等﹐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李阳冰擅改古书是不对的﹐但是他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文字资料纠正《说文》﹐这却是值得重视的。他解释字形也时出己见﹐虽多荒谬﹐但也间有可取之处。例如许慎解释“木”字说:“从﹐下象其根”﹐他则认为整个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古文字研究出现了一个。真宗咸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史信父甗”﹐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南宋时﹐关中﹑中原等发现古铜器的主要地区先后为金﹑元占据﹐蒐集新出土铜器的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但由于北宋学风的影响﹐南宋前期著录﹑研究金文的风气仍相当兴盛﹐到后期就衰落了。

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0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编了不少古铜器和铭文的著录书﹐流传至今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图录》﹑南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144)﹑王俅《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前3种兼录器形和铭文﹐后3种单录铭文。吕大临另编有《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或谓此书为赵九成所编﹐似非)。政和年间王楚撰《钟鼎篆韵》﹐绍兴年间薛尚功撰《广钟鼎篆韵》﹐材料较吕书增多﹐但皆已亡佚(王书实际上还保存在元代杨的《增广钟鼎篆韵》里)。

殷周金文是学者们最早接触到的早于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学者对金文的蒐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通过较古的金文已经认识到“造书之初”象形之字“纯作画像”﹐“后世弥文﹐渐更笔划以便于书”(《考古图》 4‧26上)。《考古图释文》的序对金文形体上的某些特点(如笔划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释金文的方法作了简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确释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较容易认识的。不过他们有时也有很好的见解﹐如杨南仲释晋姜鼎铭文﹐疑“”为“旂”字﹐读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学名家吴大澄﹑罗振玉等人以“”为“祈”之本字的说法确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继续受到重视。南宋前期的郑樵创石鼓文为秦篆之说﹐认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后始皇以前的刻石。时代稍后的巩丰认为是秦襄公至献公时的刻石。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北宋时还发现了战国时秦王诅咒楚王于神的刻石﹐即所谓诅楚文﹐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学的影响。郑樵《通志‧六书略》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 《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郑樵对金石文字颇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类见解﹐显然是由于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宋元间的戴侗作《六书故》﹐直接采用金文字形。由于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说字颇有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如他认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从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见解。 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时期﹐金石学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这项工作宋人就开始做了。但是宋元时代的古印谱大都已经亡佚﹐流传下来的如《说郛》所收的《汉晋印音图谱》﹐资料贫乏﹐用处不大。明人所编古印谱﹐如顾氏《集古印谱》(1571)﹐内容比较丰富﹐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在这一时期里﹐古文字字汇继续有人编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据前人之书辗转摹录﹐没有多价值。元初杨桓《六书统》﹑明代魏校《六书精蕴》等书也都想根据早于小篆的古文字来讲六书﹐这些书“杜撰字体﹐臆造偏旁”之病甚于《六书故》﹐而见解则不及《六书故》﹐不为后人所重。 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渐提高的。清初闵齐伋作《六书通》﹐后由毕弘述整理刊行﹐这是兼采古文﹑印文和钟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汇﹐流传很广﹐但是内容杂乱﹐摹录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时﹐清高宗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对内府所藏古铜器加以著录﹐编成《西清古鉴》(1751)﹑《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及《乙编》4书 (后3书稿本时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从乾﹑嘉之际开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显超过前人之处。道光以后﹐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辈出﹐陈介祺(1813～1884﹐号簠斋)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收藏的古文字资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人。由于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同时也由于小学﹑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绪时期达到了高峰。吴大澄(1835～1902)﹑孙让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学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隆时﹐由于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1796)﹐钱坫刻《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九年(1804)﹐阮元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著录所收集的各家铭文﹐加以考释﹐以续《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跟钱书或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筠清馆金文》(1840)和吴式芬(1796～1856)《捃古录金文》(1895)﹐体例都是仿阮书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乾嘉时期可以上举的钱坫﹑阮元为代表﹐道咸时期有徐同柏(1775～1854)﹑许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从古堂款识学》(1886)﹐许瀚曾为吴式芬校订《捃古录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见解多见于此书。同光时期﹐金文研究出现﹐主要学者有吴大澄﹑孙让﹑方濬益(?～1899)﹑刘心源(1848～1915)等人。吴大澄跟金文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说文古籀补》﹑《字说》等书。《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之字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释字颇有出自己见者。此书一改《古文四声韵》以来按韵收字的体例﹐分别部居悉依《说文》﹐不可释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于附录。所录之字皆据搨本慎重临摹﹐跟过去那种辗转摹录﹐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汇大不相同。后来的古文字字汇﹐在编排的体例上大都仿照吴书。孙让著《古籀拾遗》(1888)和《古籀馀论》(1929)﹐订正前人考释金文之误。方濬益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后才出版。刘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诸人对金文的考释有很多超过前人之处。

宋代以来多把春秋战国时鸟篆之类笔划屈曲奇特的金文视为夏商文字。龚自珍(1792～1841)曾疑王复斋《钟鼎款识》著录的﹑铸有这类铭文的“董武钟”是吴越器。方濬益明确指出:“若薛录之四商钟﹑王氏所录之董武钟﹐要亦周器﹐乃当时自有此一体﹐如秦之有缪篆﹑殳书者”(《缀遗》卷首《彝器说》中)。这是一种进步。在把铭文跟古籍中有关的历史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过了前人。 货币文字真正成为古文字研究的资料是从清代开始的。蒐集﹑研究古钱币的风气开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来研究古钱的都把基本上属于战国的东周时代的刀﹑布等类钱币﹐说成太昊﹑尧﹑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时代的东西﹐解释币文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直到乾隆时撰的《钱录》(1751)﹐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古币文字的研究出现转机﹐也在乾嘉之际﹐据蔡云《癖谈》(1827)﹐钱大昕曾说过“币始战国”的话﹐嘉庆时﹐初尚龄作《吉金所见录》(1819)﹐把古刀﹑布断归春秋﹑战国。先秦古币的研究自此渐上轨道。吴大澄《古籀补》收入了不少币文﹐刘心源在《奇觚》里也考释了一些币文。

乾嘉以后﹐玺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于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谱中其实已收入不少战国印﹐但他们不明其时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氏《看篆楼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印中的“私玺”二字﹐并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通艺录》卷八《看篆楼印谱叙》)。这是清人辨识先秦古印的先声。道光十五年( 1835 )张廷济(1768～1848)编《清仪阁古印偶存》﹐称先秦印为古文印。同﹑光间﹐陈介祺编《十锺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印两类。按其内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国印﹐后者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汉初印。陈介祺本认为周秦印是周末与秦代之物﹐古玺是三代之物。光绪四年(1878)﹐他在致吴大澄的信中说:“……朱文铜玺﹐前人谓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见﹐亦似六国文字”(五册本《簠斋尺牍》第五册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对古玺时代的认识已接近实际。《古籀补》收入了一些玺文。在汉印篆文方面﹐嘉庆时就有桂馥《缪篆分韵》(1796)等字汇刊行﹐摹录印文比较谨严﹐胜于以前其他各类古文字字汇。 道光以后还发现了一些古文字资料的新品种﹐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汉代的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于同﹑光间在山东临淄等地发现﹐稍后又在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发现﹐陈介祺是第一个鉴定“三代古陶文字”(实际上大都属于战国时代)并加以收藏的人。吴大澄第一个认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据陈介祺藏陶的搨本写过一些考释﹐还在《古籀补》里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阳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内容为卜辞)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荣(1845～1900)鉴定为三代古文并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资料丰富﹐内容重要﹐时代属商代后期﹐早于大多数铜器铭文﹐其发现在古文字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王懿荣在鉴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刘鹗(1857～1909)。刘鹗选拓了一部分甲骨编为《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在序中已称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次年﹐孙让据《藏龟》写成《契文举例》。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此书遗稿由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发现后﹐古董商欺骗收藏家﹐把出土地点说成汤阴。罗振玉是学者中最早打听到真实出土地点的人﹐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遗物﹐把甲骨文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当时认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则是错误的)。此书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灭了。

清代金石学的发达﹐在专门研究《说文》的著作里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来作解释。桂馥本是金石学家﹐他在《说文义证》里屡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说文释例》里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说文》的字形作比较。

随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渐深入﹐《说文》的一些错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吴大澄在《古籀补》自序里指出《说文》中古文的形体跟习见的铜器铭文不合﹐怀疑他们皆“周末七国时”文字。陈介祺也有类似看法(《古籀补》陈序)。吴﹑陈二氏还都对《说文》所收的籀文的时代表示了怀疑。从《古籀补》﹑《字说》等书中关于玺文﹑币文和陶文的一些话可以看出﹐吴大澄已经认识到这些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周末”﹑“六国”时的东西。他在《古籀补》“二”﹑“钧”两字下﹐还明确指出《说文》中这两个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国铜器铭文相合﹐应是“六国时”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吴大澄对《说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为基础的。对《说文》篆形以及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吴大澄﹑孙让等人也时常根据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补》凡例第一条就说:“古器所见之字﹐有与许书字体小异者……可见古圣造字之意﹐可正小篆传写之讹。”

孙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写成《名原》一书﹐从文字学角度总结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于图象”﹐汉字最初“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绩(绘)”﹐后来由于书写不便逐渐简化﹐“最后整齐之以就篆引之体”﹐才成为《说文》所载的那种文字。书中还很注意把同从一个偏旁的字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圈子﹐是古文字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 到了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

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于清末﹐不过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时代进行的。罗氏对甲骨﹑铜器﹑金文拓本﹑玺印﹑封泥等古文字资料都有丰富的收藏。他既勤于著录﹑传布各种资料﹐也勤于研究﹑著述﹐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里﹐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的《殷虚书契考释》(1915)。此书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为甲骨学奠定了初基。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新识之字并不是很多﹐但往往对通读卜辞有重要意义。他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骨卜辞与典籍互证﹐进行历史﹑地理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和很多单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经考》﹑《史籀篇疏证》以及《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他认为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说法比吴大澄精确﹐此说现已成为定论。至于籀文究竟是不是战国时秦国的文字﹐古文字学界尚有不同意见。

罗﹑王都已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旧的金石学有所不满。罗振玉主张把金石学改为古器物学(《云窗漫稿‧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王国维曾把前人对古铜器和铭文的研究称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国朝金文著录表序》)﹐还时常单独使用“古文之学”﹑“古文字之学”或“古文字学”的名称﹐可见他倾向于把金石学分为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客观存在的趋势。不过从罗﹑王的研究工作来看﹐他们还未能真正摆脱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