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和晋商的区别

徽商是指历史上活跃在徽州地区的商人，以金融业为主要业务，以官商合作为特色。徽商注重家族婚姻和家族传承，严谨务实，注重节俭，依靠门第和家族关系，秉承“慎独”的经营理念。

晋商是指历史上活跃在山西地区的商人，其经商以粮食贸易、矿山开发和银行业务为主体，以派系势力为特色。晋商注重利益关系和商业联合，讲究“情义”，重视族规族约，以及家族联盟的发展，尤其注重拓展人脉和建立社会网络。

因此，徽商和晋商在经营理念和商业特点上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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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什么？

徽商与晋商的区别是：

徽商即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宋唐，兴盛于明清，清朝道光年间逐渐衰落。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等，其中典当商徽商故里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徽商们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徽商与、粤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一、赢利方式，晋商的赢利方式是通过开中，以粮食和军用物资换取食盐贩卖；而徽商则通过以物折钱的“折色”向交钱，换取食盐专卖权赢得利润。

二、经营文化，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因此，整个清代科举考试中全国共选拔出114个状元，其中安徽有9人，居江浙两省之后，名列第三。而山西没有文状元，武状元倒出了5个，这是由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有不少习武之人，镖行、镖师盛行之故。

三、用人区别，在用人上，晋商和徽商的相似之处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别是：晋商用乡人而不用亲属，称为避亲；而徽商则习惯于用亲属。晋商企业用人只能从乡人中择优保荐，财东与掌柜既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更不能荐用“三爷”，即少爷、姑爷、舅爷。晋商此举，既有利于企业管理，也表达了财东造福乡里之意。徽商为了规避用亲的风险，一般会通过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尊卑有序的宗族力量来强化对企业内部族众的规范和控制。

四、经营方式，晋商和徽商都是背井离乡，跨地区经营的商帮，但晋商常常只身外出“闯西口”，一去数年，待赚了钱才回家；而徽商则往往举家外迁，聚族经营。这与徽州人祖先早年为避战乱，具有迁徙传统有关。而晋商则安土重迁，且很少有外出经商带家眷的习惯。赚了钱，就回家乡买田造房，以光宗耀祖，这也是晋商和徽商的共同特点，但在宅院具体的建造上，两者则存在很大差别。由于晋商位居山西，气候干燥，建筑风格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的特点。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较宽敞，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是一座城堡式建筑。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积远远比不上晋商，如黟县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大型民宅，占地面积仅2800平方米而已。在建筑风格上，徽商注重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是徽式民居的特色。

五、代表人物，胡雪岩：徽商代表人物。安徽绩溪人，清末大资本家。清代红顶商人，白手起家。初年在杭州设银号，经营官库银务。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给被困杭州的清军，被太平军击退。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常捷军。1868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筹集军饷和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共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他依仗湘军势力，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在杭州设庆余堂药店，并且经营出口丝业。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荒淫无度，又不谙政界之道，终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乔致庸：晋商代表人物。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乔致庸精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晋商和徽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有什么不同？(详细)

1、时间不同：

开中盐法使晋商获得了第一桶金的机会。明初最大的安全问题是来自蒙古的军事压力。意味着军队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很大财政压力。山西行省的一个参政向朱元璋建议可以鼓励商人组织军需粮草运到边镇，根据提供的粮草数量从换取“盐引”，即销售食盐的专卖权。

徽商的崛起晚于晋商50年左右。徽商非常重视功名和儒学，官场上的安徽人很多。所以，实行总商制和折色制以后，徽商就开始捷足先登。

2、尊崇不同：

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朱熹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重视科举和功名，强调条件允许的话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徽商是亦儒亦商；而晋商不重视科举，学而优则商。

3、管理模式不同：

晋商，借助地缘、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之上，依靠股权激励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徽商是以血缘网络为主的商人群体，主要依托宗法关系。晋商的组织结构通常包括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雇工、学徒等层次。徽商更多的是利用宗族和地位来激励和约束员工。

早期发展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晋商与徽商产生历史地理背景有什么不同？

徽商是在宋朝兴起，晋商是在清朝，安徽是南方山西算是北方了，从事的商业内容也不同，徽商是从事文具、纺织品。晋商是百货，票号，钱庄。

晋商和徽商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有什么区别？（各个方面都可以说）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 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俄罗斯、日本、韩国）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

晋商和徽商出现的时间一样吗？什么时候？他们有何异同？

至于异同点：[转]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 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休宁商人汪福克“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往来，如履平地。”（《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由于族人经商者众，为增强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人员的组成则以乡人为主，其用人主张：一避亲用乡；二从乡人中择优保荐；三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用乡，即录用本乡本土之人。从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还有加深乡人间亲情维系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财东恩赐乡里之意。另一方面，员工的乡土观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乡间最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行业的现象较多，徽州绩溪人胡适说：“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创，他乡无之。”（《绩溪县志馆第一报告书》引自张海鹏、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学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县弘村汪氏，明万历年初82世盐商汪元台举族迁徙到浙江杭州。歙县黄岗汪氏，明永乐时举家迁居湖北汉口，后又分流到襄阳、太原、重庆。（《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中国社会和文化》第8号）这种举家迁徙的现象，在晋商中不能说没有，但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徙是明中叶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后，有部分晋商家族迁到了扬州，如清初大学者阎若璩之祖先辈，就是此时由山西迁到了扬州。此后，举家迁徙现象就不多了。这时的晋商外出经商皆不带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纪昀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晋商的宅院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晋商住地山西，气候较干燥，人少土地相对较多，因而所建宅院较徽商宅院宽敞多矣。如祁县乔家大院，占地面积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为全封闭式砖墙壁，上有女墙、城墙垛口、更楼、眺阁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筑。祁县渠家大院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共18个四合院，自成体系，又互相连接，形成院套院、门通门的格局。大院外观为城堡式，墙高10余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禄、寿、喜”四座院落组成，现存“寿”字院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占地面积200多亩，在车辋村整整占了南北、东西两条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于住宅内部的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许多专家考察后总结其特点为：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之，晋商民宅尽管也有精致的一面，但宏伟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则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绿、精致优美。此外，晋商“俭”而徽商“奢”，以及晋商、徽商在饮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处，这里就不赘述了。

晋商、徽商之相同处

习俗首先，晋商、徽商均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自金银花的征收到一条鞭法的推行，赋税折征货币的部分日益增加。赋税折银的结果，刺激了生产，大大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局面的相对稳定，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产总体水平大大超过明代，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从而为晋商、徽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其次，晋商、徽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

再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势力的影响。明清时期是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主义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晋商、徽商对封建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而封建势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晋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松对晋商、徽商的敲诈勒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复次，晋商、徽商都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晋商、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突破区域性界限，进行长距离贩运，从而促进了各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晋商推动了包头、西宁、张家口、平遥、祁县、太谷等城镇的兴起，而徽商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晋商不仅对商业、金融经营管理形成了经营文化，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如山西地方戏曲的繁荣，社火活动的开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术活动的推广，饮食、茶叶文化和珠算、会计、医药文化的推动，以及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徽商则对教育、书画、经学、理学、医学、园林等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

徽商和晋商哪个的文化更深厚，影响力更大

如果但从商帮地理范围看，晋商要比徽商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在发展史上，徽商发迹早于晋商。各有所长，看你如何理解，明清时代，最为繁盛者当属徽商和晋商。

商帮地理范围不同。徽商实际上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的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并非有些人所谓的安徽商人皆属于徽商行列这种说法。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在当时是被称作皖商，实力上远不及徽商，二者也没有从属关系。而晋商则不同，晋商泛指整个山西的商户，均可归于晋商之列。

发展史的不同。徽商发迹早于晋商，徽商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续到清朝，长盛不衰。晋商真正发迹起来已经是清朝了，到了清朝中期才开始繁盛。所以说，二者相比，徽商可以算作前辈了。

招贤纳士的不同。晋商在选择商号经理人的时候，着重于考察经理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和商战的权谋能力，晋商的商户东家们对经理人都是全权委托的，故而格外看重经理人的胆识和创造力。徽商则不同，徽商的东家们更为看重的是经理人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

信奉对象的不同，也可以说信念的不同。晋商多尊奉乡人关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学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

家教的不同。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徽商则完全相反，敬重儒学，徽商商户家中的子弟，自幼便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将科举考试作为头等大事。

经营业务的不同。晋商中的大户基本上都是靠贩盐起家的，后来资本积累起来后开始涉足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业务。晋商形成规模后开始将票号生意作为主打；徽商主要经营钱庄，也经营盐，木材，丝绸等业务。

晋商于徽商对比？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期称霸商界的两个势均力敌的龙头老大！但是，由于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华最为富饶的地方.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是晋商称霸天下！

唐宋以后，由于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区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经济和文化发展达到了历史最为辉煌的时期。

徽商之所以能这么成功，自然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由于战乱，中原大族大批迁入徽州后，将中原传统文化也带来了，他们迁入后，聚族而居，依然保存着诵说诗书、崇尚礼义的风气，并传给子孙后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徽州是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被视为“道学渊源”的发源地。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甚为深远。朱熹所创新的理学是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被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使程朱理学成为当时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带更是广为流传，徽州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商在伦理上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但是真正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以光宗耀祖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环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不得不弃儒经商，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使徽商或由儒业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形成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在商业经营中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指导他们的经营活动。

而明清徽商把儒与商结合地淋漓尽致！理学大师朱熹的故乡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质特征是：儒与商的结合和义与利的结合的统一。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儒商特别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所以，徽商相对于中原的晋商来说，多了一份朱熹理学的文人情怀，少了几分粗犷！

徽商和晋商为例说明何为儒商

徽商和晋商是明清时代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现在许多电视剧都在讲他们的故事，许多人都在研究他们的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而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是文化渊源，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徽商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而且到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

与徽商几乎同时崛起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尊奉的则是山西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晋商获取的巨大财富，对整个山西民风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出现了一种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的现象。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作为结果整个清代科举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下结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明清时期有五大商帮，各自有什么特点？

商帮就是由地域关系形成的由许多商人自发的组成的一个商业集团，他们各自都拥有这巨大的财富，并且在所在的区域有着有着非常发达的商业对我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形成了五大商帮，他们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和粤商。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出现短时他们却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全国经济。

晋商，就是指山西的商人，主要是以盐业、茶叶以及票号为主导的产业，其中又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帮队分别负责不同的业务模块，其中驼帮主要从事一些对外的茶叶贸易。将中国的茶叶通过驼帮出口到俄罗斯和蒙古等。晋商还发明了票号，我国社会上对晋商有着很高的评价。晋商善于理财与意大利商人能够相提并论。

徽商就是指徽州的商人，兴盛在明代，主要的经营范围在盐、典当、茶和木材为主要，其次就是米、谷、丝绸、墨和瓷器等。徽商的人一直都崇尚商业的精神，与晋商一样他们的商业精神就是爱国。进取、勤俭、风险和团队精神等，不同的就是经营范围。

浙商就是浙江籍的商人，不过都是以实业为主，明代时期我国早期资本主义萌发的地点就在浙江。浙江先后湖州商帮、绍兴商帮、温州商邦、台州商帮和义乌商帮等，这些商帮都是浙商的集团，浙商的特点就是和气、共赢、敢闯、低调。

鲁商就是指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的商业思想就是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得利的商业思想，鲁商有着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就是以酒会友。而粤商就是通过广东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兴起的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