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性德生平簡介

納蘭性德（1655－1685），滿洲人，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清代最著名詞人之一。其詩詞“納蘭詞”在清代以至整個中國詞壇上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在中國文學史上也佔有光彩奪目的一席。他生活於滿漢融合時期，其貴族家庭興衰具有關聯於王朝國事的典型性。雖侍從帝王，卻嚮往經歷平淡。特殊的生活環境背景，加之個人的超逸才華，使其詩詞創作呈現出獨特的個性和鮮明的藝術風格。流傳至今的《木蘭花令·擬古決絕詞》——“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富於意境，是其眾多代表作之一。

納蘭性德生於順治十一年臘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納蘭自幼飽讀詩書，文武兼修，十七歲入國子監，被祭酒徐文元賞識，推薦給內閣學士徐乾學。十八歲參加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十九歲參加會試中第，成為貢士。康熙十二年因病錯過殿試。康熙十五年補殿試，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這一時期的納蘭性德發奮苦讀，拜徐乾學為師。在名師指導下，他於兩年中主持編纂了一部儒學彙編——《通志堂經解》，深受皇帝賞識，為今後發展奠定基礎。他還把自己熟讀經史的見聞感悟整理成文，編成四卷《淥水亭雜識》，當中包含歷史、地理、天文、歷算、佛學、音樂、文學、考證等等知識，表現出相當廣博的學識和愛好。

御前侍衞

納蘭性德成為進士時年僅二十二歲，康熙愛其才，又因納蘭出身顯赫，家族與皇室沾親帶故（納蘭的母親出身愛新覺羅皇族；納蘭的曾祖父金台吉是葉赫部貝勒，其妹孟古格格即是皇太極生母），故被康熙留在身邊授三等侍衞，不久後晉升為一等侍衞，多次隨康熙出巡。還曾奉旨出使梭龍，考察沙俄侵邊情況。

寄情詩詞

作為當朝重臣納蘭明珠的長子，本來註定榮華富貴，繁花著錦。作為皇帝身邊的，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參與風流斯文的詩文之事。隨皇帝南巡北狩，遊歷四方，奉命參與重要的戰略偵察，隨皇上唱和詩詞，譯製著述，因稱聖意，多次受到恩賞，是人們羨慕的文武兼備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隨身近臣，前途無量的達官顯貴。

但作為詩文藝術的奇才，他淡泊名利，在內心深處厭惡官場的庸俗虛偽，雖“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納蘭一生雖懂騎射好讀書，卻並不能在一等侍衞的御前職位上揮灑滿腔熱情。

康熙十三年（1674年），納蘭與兩廣總督盧興祖之女盧氏成婚。康熙十六年盧氏難產去世，納蘭的悼亡之音由此破空而起，成為《飲水詞》中拔地而起的高峯，後人不能超越，連他自己也再難超越。

納蘭性德24歲時將詞作編選成集，名為《側帽集》，又著《飲水詞》。後人將兩部詞集增遺補缺，共349首，合為《納蘭詞》。傳世的《納蘭詞》在當時社會就享有盛譽，為文人學士高度評價。時人云，“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可見其詞的影響力之大。

納蘭性德交友“皆一時俊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為江南布衣文人，如顧貞觀、嚴繩孫、朱彝尊、陳維崧、姜宸英等。納蘭性德對朋友極為真誠，不僅仗義疏財，而且敬重他們的品格和才華，如同“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樣，當時許多想升官發財的名士才子都圍繞在他身邊，使得其住所淥水亭（今宋慶齡故居內恩波亭）因康熙的御用文人聚集太多而著名。

藏書大家

納蘭性德一生愛書藏書，從師顧貞觀、陳維菘、徐乾學，研討經學。曾耗資40萬金，編輯宋以來諸儒學經之書，刻為《通志堂經解》1860卷（後世學者何焯編撰有《通志堂經解目錄》）。輯有《全唐詩選》。著有《通志堂集》、《飲水詞》、《淥水亭雜識》、《大易集儀萃言》、《刪補大學義粹言》、《詞韻正略》、《陳氏禮記集説補正》等書。晚年篤意於經史、書法、詩文。囑友人秦鬆齡、朱彝尊為購求宋元諸家經解，得抄本140餘種，環擁古書萬卷，建藏書樓“通志堂”、“珊瑚閣”，以彈詞歌曲、評定書畫、鑑藏古籍為樂。藏書印有“珊瑚閣”、“繡佛齋”、“鴛鴦館”等字。

英年早逝

納蘭性德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暮春抱病與好友一聚，一醉一詠三歎，而後一病不起。七日後，於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公元1685年7月1日）溘然而逝，年僅三十歲（虛齡三十有一）。納蘭性德葬於何處位於海淀區上莊鄉上莊村北，皂甲屯西一處台地上。建於清代順治三年，總面積約為340畝，墓地分為南壽地、北壽地兩個部分，共有寶頂9座，土墳兩座。

納蘭性德墓的寶頂建築宏大，底座為青石，寶頂中部為漢白玉，鐫刻有圖案，上部為三合土夯實的半圓頂。納蘭氏家族墓地在清代基本保存完好，後多次被盜。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嚴重破壞。1970年冬，被徹底拆毀。

納蘭性德22歲時，再次參加進士考試，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破格授他三等侍衞的官職，以後升為二等，再升為一等。作為皇帝身邊的御前侍衞，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參與風流斯文的詩文之事。隨皇帝南巡北狩，遊歷四方，奉命參與重要的戰略偵察，隨皇上唱和詩詞，譯製著述，因稱聖意，多次受到恩賞，是人們羨慕的文武兼備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隨身近臣，前途無量的達官顯貴。

但作為詩文藝術的奇才，他在內心深處厭倦官場庸俗和侍從生活，無心功名利祿。雖“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他詩文均很出色，尤以詞作傑出，著稱於世。24歲時，他把自己的詞作編選成集，名為《側帽集》，又著《飲水詞》，再後有人將兩部詞集增遺補缺，共349首，編輯一處，合為《納蘭詞》。傳世的《納蘭詞》在當時社會上就享有盛譽，為文人、學士等高度評價， 成為那個時代詞壇的傑出代表。時人云，“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心事幾人知？”可見其詞的影響力之大。

在交友上，納蘭性德最突出的特點是其所交“皆一時俊異，於世所稱落落難合者”，這些不肯落俗之人，多為江南漢族布衣文人，如顧貞觀、嚴繩孫、朱彝尊、陳維崧、姜宸英等等。納蘭性德對朋友極為真誠，不僅仗義疏財，而且敬重他們的品格和才華，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樣，當時許多的名士才子都圍繞在他身邊，使得其住所淥水亭（現宋慶齡故居內恩波亭）因文人騷客雅聚而著名，客觀上也促進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榮。究其原因，納蘭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漢族知識分子學到他所傾慕的漢文化知識，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於一般滿清貴族紈絝子弟的遠大理想和高尚人格，這就顯然使得他的舉動背離了社會主流，從而成為後世的一個研究焦點。

首先，納蘭性德與曹雪芹祖父曹寅同入值宮禁，均為大內侍衞。據考，這種同事關係可能還非同一般。他們都極富文采，一個是滿人通過發奮勤學，成功地加入到中原主流文化的行列。另一個是祖代家風，把成熟的漢學帶入旗籍。從兩個不同角度達到同工之妙，對滿漢文化融合作出努力。現在最能作證的便是時任江寧織造的曹寅與隨康熙南巡駐蹕織造署的納蘭性德的詩文交往。

納蘭有詞《滿江紅·為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構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此外，納蘭性德還著文《曹司空手植樹記》。

同是帝王的近臣，納蘭是帝王身邊與文化人士聯繫的橋樑紐帶。曹寅是外放江南，一面任官，一面監視江南文人舉動，為朝廷籠絡人才的密使。他們的作用方向不一樣，但目的與歸宿卻是一樣的，都是清王朝進行文化統治的干將與助手。這便是他們在意識形態方面扮演的同一角色，以及在文化職能方面的共同之處。

再者，納蘭家族和曹氏家族都是封建官僚世家。從龍入關，立有功勛，並數代承襲官爵，是功名奕世，鐘鳴鼎食之家。納蘭家不但是地道的正統滿州貴族，從血緣上與王朝有着複雜交叉的關係。曹家祖上是明朝遼東駐軍軍官，後降清改籍，入包衣列，屬帝王家臣，曹寅的生母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當過皇帝的侍讀（同學），曹雪芹的姐姐又是禮親王五世孫，平郡王納爾蘇的王妃。曹家世襲江寧織造職達六、七十年。尤其不要忘記的是納蘭性德，曹寅與康熙皇帝是年齡相近的“一起玩大”的年少君臣。

納蘭家與曹家不但在王朝的關係上，而且在家世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祖上都是從龍入關的老資格，並在清王朝定鼎華夏後發跡。兩個家族都有一定的文化傳統，注重文化建設。明珠是滿漢文化融合政策的支持者，自已曾領銜主編過一批清初的大部頭書籍。他對自家子弟的文化進修、發展，盡了心力。兒孫中有著名詞人納蘭性德，有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敍，還有喜讀書、善藏書的孫子福格。而曹家祖上就是明朝遼陽駐軍的遊擊銜炮兵教官，之後的曹家子孫均是文才出眾，並樂於廣交天下名士的官員。他們的祖上雖都是武官出身，但在文化的過程和完善文治的大形勢下，較早地順應這個趨勢，完成了這個轉變。詩書傳家，崇文重禮。兩個家族都有着“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輝煌，都是“詩書簪纓之族”。但也都遭遇撤職抄家的厄運。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把一個封建王朝的政治鬥爭與家族盛衰演繹得如此維妙維肖，再現得如此淋漓盡致。 納蘭，王朝的政治風雲變幻深深影響着他們家族的命運。他們家族內部的矛盾發展，家勢的炎涼，也微縮、反映了王朝的興衰。它們互為影響，互為觀照。明珠與大多數封建官吏一樣，由於權勢漸重，也重蹈把持朝政，背公營私、貪財納賄覆輒，被御史參劾，遭撤職抄家的處分。他的府邸家園被另一個佞臣鉅貪和珅看中，據為已有。而曹家赫赫近百載，卻被告挪用資財，出現虧空被撤職查抄，其織造之職被另一個叫隋赫德的貪官接替。這種陳陳相因並非以良繼莠，正是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結果。他們兩家都曾自覺不自覺地捲入宮廷權力鬥爭，屬於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朋黨。納蘭性德大弟揆敍因在立儲問題上重提“八阿哥”，玄燁震怒，被降職。雍正更是窮治政敵，死人也不放過。降諭在揆敍墓碑上鏟去舊字，改刻“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敍之墓”昭示永久。而揆方因婚姻關係，也自然在皇子朋黨之列，虧得早逝，榮辱由他。而曹家也因為立儲問題與皇八子和皇九子結為同黨，被雍正惡之，一除為快。因在江寧織造衙門旁萬壽庵發現曹家為允禟收藏鑄造的銅獅子，找着把柄、差錯，便削職為民，充軍發配，一捋到底。兩個家族同樣在封建制度迴光返照的“康乾盛世”裏盡歷了榮辱盛衰的輪迴。納蘭性德本人雖然沒有象晚些時候的曹雪芹那樣，親歷家道衰敗。但他的婚姻、事業好景不長，似乎也鬼使神差地預示着水滿則溢，月圓必虧，“盛宴必散”的規律。應該看到，這一現象並不僅限於納蘭和曹氏家族。而是一般事物的發展規律，更是封建王朝中的普遍現象。這也正是他們家族史的社會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