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龐蒂現象學

梅洛龐蒂現象學是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創立的哲學學派，也被稱為身體存在主義或現象學身體論。它強調人類通過感覺和知覺與世界相連，並且認為身體是瞭解世界的基礎。梅洛龐蒂認為，人們的知覺是通過身體和世界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因此，感官經驗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思想對於認知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等領域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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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

現象學首先就是描述，描述既不是像科學解釋那樣尋找一些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像哲學的反思分析那樣追問內在的原因和可能性條件，因為在這麼做之前，在我們能對世界分析之前，世界已經給予了我們，因此，沒有內在的人，人在世界上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認識自己，不是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而是人總是已經在世界中了。現象學還原不應該還原到先驗意識上去，相反，它應該切斷我們對世界的習以為常，這麼做是要讓世界的矛盾性和無理由性得以顯現出來，還原最重要的教訓就是絕對還原的不可能性，“把握本質”只是我們把握我們在世的一種手段，“探討本質”就是捕捉我們生動的原始經驗，顯示前反思世界，本質還原是顯示在重返我們之前的世界之所是的一種解決辦法，旨在同等地看待反思和意識的非反思生活。

意向性是作用意向性，它是形成世界和我們生活的自然的和前斷言的統一性，它在我們的願望、評價、景象中的顯現比在客觀認識中的顯現更清晰，它給我們提供的是原始世界本身，而不是在客觀和精確知識中的世界。理性產生於經驗本身，但理性不是主觀理性，而是主體間理性，現象學的世界不是對一個先行存在的闡明，而是存在的促成，即哲學不是一種先行真理的反映，而是哲學使真理實現，真正的哲學在於重新學會看世界，但這種“看”不是無偏向的旁觀者的靜觀的“看”，而是實踐參與這個世界的“看”，是一種暴力行為。主體和客體一開始就處於一定的結構或格式塔中，所以我們無法直接訴諸實存或直接投入生命過程，而一定是在這個中間領域開始我們的原始經驗和活動。直覺就是是意義、結構、各個部分的自發排列，直覺不是完全的澄明，也不是完全的晦暗，而是若明若暗，世界就顯現在結構中。

意識本身作為行為的一種結構化，是從行為發展而來的，行為是人與其世界互動的結果，這種行為就是實存，實存是前意識的行為，即自在與自為之間的轉變。結構和格式塔具有中介的功能，它們不是對經驗的被動反應，而是對經驗主動的組織，它們形成一個境域把人和其周圍世界包容在一起，這個境域是不可超越的，又是可以超越的，結構是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行為首先是生命的自組織過程, 作為前意識活動, 它是自發完成的。

我們前意識的行為決不是隨意亂來，而總是有章法的，即有一定結構，對結構的意識是後於結構的意識的，意識固然可以區分結構和它自己，但結構卻不是它的產物，而是它的存在的條件，結構是一切事實和觀念的條件，但它本身是存在，格式塔是世界的顯現本身，而不是世界的可能性條件，格式塔是一個準則的形成，但本身不是按照一個準則實現的結構不是意識的產物，而是存在本身的一個向度，這個向度不僅可以在生命領域和文化領域裡找到，也可以在生物領域和物理領域裡找到。

知覺是一種前科學的存在經驗，它開啟了一條通向一切能顯現出來的東西的通道，它是一切體驗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基本前提，知覺是一切行為得以展開的基礎，世界不是我掌握其構成規律的客體，而是自然環境，是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鮮明知覺的場，知覺是這個世界的得以展示的基本方式。

身體就是主體，是前意識層面的，在我們具有反思意識之前，我們已經在這世界上存在，但在世存在並非是在一個物理空間中存在，而是我們從一開始就與世界有一種互動或對話的關係，世界對我們是有意義的，而這些意義也決定了我們在世界的活動，在此意義上，世界屬於我們，我們屬於世界，即知覺世界，知覺世界始終是一切理性，一切價值和一切實存預設的基礎，在知覺世界中，還沒有主體和客體，只有身體—主體與它的環境，這是一個辯證的互屬關係，一方面，身體—主體給予事物意義，從而構成它的環境，另一方面，它的環境又是它存在的基礎，因此，若無人給予世界意義，世界將是無，若無世界，人也將是無。

身體是我們每時每刻體驗到或體驗著的身體，身體不能被還原為意識，這個身體就是身體—主體，只有在身體—主體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區分經驗主體和先驗主體，這個身體是一個自然的我的身體，我總是已經在世的我，它已經籌劃了意義結構，但還沒有有意識的操縱，同時，身體也是文化和習慣的身體，它積澱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容，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是我自己的先行規定，我就是我的身體，身體的活動空間不是物理空間，而是生活空間，身體的運動是和知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它充滿著意義，被構成的身體就在那裡，這個空間是所有其他空間的起源，表達運動本身，是它把一個地點給予意義並把意義投射到外面，是它使意義作為物體在我們的手下、在我們的眼睛下開始存在，身體使我們的個人行為在穩定的個性中延伸，是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的方式。性也是我們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種基本方式，因此，性行為體現了一種愛慾知覺，在這種知覺中，一個身體尋找另一個身體，性關係是人與人共存與相連的基本關係。

世界一開始並不呈現為我的世界，我與他人在這個世界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但也彼此關聯在一起，存在首先是共存，他人是由於被我們的身體感知而進入我們的視野，當我的身體在感知他人身體時，在他人身體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種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從此以後，由於我的身體的各個部分共同組成了一個系統，所有他人的身體和我的身體是一個單一的整體，我的身體每時每刻是其痕跡的來源不明的生存，從此以後同時寓於這兩個身體中，在我看來, 他人不再是我的先驗場中的一個行為，在他人看來，我也不再是他人的先驗場中的一個行為，在一種完全的相互關係中，我們互為合作者，我們互通我們的看法，我們通過同一個世界共存。

身體通過語言開啟了人類共存的文化世界，作為行為和能力的身體，首先就是語言行為和能力，沒有語言的身體是無法想象的，身體在表現、在說話、在與世界和他人的對話中，世界在我們面前漸漸展開。思想和語言卻始終是一體的，言語是身體的一種姿態，它不僅指向一個具體的目標，而且也指向整個世界，它是身體意向性的一個典型例子，語言所記錄的不是“我思”而是“我能”，語言始終非使用語言的人所能控制，這並不意味著語言的使用者對語言毫無辦法而只有服從，相反，就像人既為環境所決定又能改變環境一樣，人既受制於語言又能對語言有所創造。言語是個人日常的語言活動，語言則是言語活動的準則，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總是個人的。雖然語言體現了人的社會存在，但言語往往能突破現成和給定的東西，創造出新的語言可能性，而言語不可能是純粹個人的事，因為言語總是馬上就變成一種交流，這是由身體的共存性所決定的，說話者和聽者創造著一個將他們聯絡在一起的共同基礎，說和聽不是主動和被動的單向灌輸過程，而是難分主動和被動的積極的交流過程和對話過程，在對話或交流中不是不同的心靈在發生關係，而是作為言語的我和作為言語的他人在交流，當我說話或理解的時候，他人在我之中，我也在他人之中，就我說的東西有意義而言，當我說話時，我對我自己是一個不同的他人，就我理解而言，我不再知道誰在說，誰在聽。實際上，是語言在說，語言在聽，語言就是我們，我們就是語言，語言只能從內部，通過它的操作被認識，它由沉默的聲音喚起，繼續著表達的努力，那就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語言就是存在的展開和真理的產生過程，言語行為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語言證明了人的共存性，語言不但是交往的工具，也是創造的工具，語言對自身的超越就是新的意義的誕生，語言的改變就是世界的改變，人只有聽從語言的召喚時他才是人。

梅洛·龐蒂的現象美學

嚴格地說，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美學論著，然而，從根本上看，梅洛—龐蒂在哲學上所做的努力，很多卻是極具美學意義的。他的許多論證和解說大量徵引了文學、繪畫、音樂等藝術門類的知識和素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梅洛—龐蒂的哲學實際上就是他的美學表現，或者相反。事實上，梅洛—龐蒂從薩特、普魯斯特、瓦雷裡、塞尚、羅丹等人那裡所獲得的藝術思維和文藝思想的支援並不比他從胡塞爾、海德格爾那裡所獲取的哲學支援要少，甚至可以說，前者要遠遠多於後者。雖然梅洛—龐蒂並無意做一個美學家，但這並沒有讓他的哲學真正走出美學的意味。有論者認為梅洛—龐蒂的哲學實際可以叫做“感性的詩學”——我以為這倒是十分精當的概括。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梅洛—龐蒂的美學和哲學實際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互相“交織”的。

梅洛—龐蒂的美學實際上就是潛藏在他的哲學裡的一個夢，也是一種含混卻又真的想象。梅洛—龐蒂從“知覺”出發，廓清了長久以來人們對“知覺”的誤解，也重新解放了“身體”。梅洛—龐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那麼，哲學作為一門對“世界問題”、“存在問題”的最根本、最原初的把握的學問自然也應該從對身體的思考開始。他以“身體”與“空間”這二者作為中介，不僅將現象學帶人到新的時空，而且也使得它的視域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在關於“非思”之“思”的過程中，梅洛—龐蒂十分關注身體問題、語言問題、他人問題。梅洛—龐蒂的美學實際上就是建立在“知覺”與“身體”之上的對於世界、他人之思。其中，“空間”和“身體”就是他的現象學美學的起點。

雖然梅洛—龐蒂對於空間和身體的研究未見得能夠真正克服身/心（主/客）二分之難題，但他的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人們長期以來的誤解或錯覺。空間和身體在梅洛—龐蒂那裡，都是以知覺為基礎的，梅洛—龐蒂的美學是意圖扭轉人們對於知覺的誤解或濫用，從而真正做到“回到事情本身”。所以，“空間”和“身體”就是梅洛—龐蒂哲學的切入點和美學的起點。

梅洛·龐蒂的介紹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國著名哲學家，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知覺現象學的創始人。曾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求學，後來主持法蘭西學院的哲學教席，與薩特一起主編過《現代》雜誌。主要著作有：《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意義與無意義》、《眼和心》、《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等等 他被稱為“法國最偉大的現象學家”，“無可爭議的一代哲學宗師”。

梅洛·龐蒂的主要作品

梅洛-龐蒂的思想帶有更多的理論學術色彩,表現了現象學的風格。這集中體現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要作品有：《行為的結構》（1942）、《知覺現象學》（1945）、《人道主義與恐怖》（1947）、《意義與無意義》（1948）、《辯證法的探險》（1955）、《符號》（1960）、《眼與心》（1964）《可見的與不可見的》（1964）和《自然》（1995）等。他被稱為“法國最偉大的現象學家”，“無可爭議的一代哲學宗師”。

莫里斯·梅洛-龐蒂的人物小傳

人物介紹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盛行年代與薩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傑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動的奠基之作。梅洛·龐蒂和薩特有著驚人相似的經歷：早年喪父，“從來沒有從一個不可比擬的童年之中復原過來 ”。1926-1930年在巴黎高師學習哲學，1930年通過大中教師學銜考試。1934年通過博士論文《現象學與格式塔心理學中的知覺問題》。二次大戰開始後應徵入伍，參加抵抗運動，在中學教書、在巴黎高師擔任輔導教師，開始在學界產生影響。在此期間，他與薩特等左派知識分子一起創辦《現代》雜誌，但因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揚鑣。後來梅洛·龐蒂先後在里昂大學、巴黎高師、巴黎大學任教。1952年進入法蘭西學院。1961年，梅洛·龐蒂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時年僅53歲。他的英年早逝，令法國學界震驚、遺憾。和他已決裂的薩特還專門寫了一篇長文《梅洛·龐蒂》紀念他昔日的戰友和同行。

德國現象學進入法國是法國思想界的一個“事件”。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法國哲學的面貌。現象學在法國的接受始於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40年代到五十年代演變成為法國“存在”思潮，被稱作現象學的“存在主義轉向”。至六十年代發生以勒維納斯為代表的現象學的“神學”轉向。梅洛·龐蒂在法國當代哲學中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他是第一次轉向最傑出的思想家。法國著名哲學評論家德貢伯認為梅洛·龐蒂是法國現象動的真正代表，開創了法國存在現象學的道路。和薩特相比，他在哲學上的重要性更加純粹。梅洛·龐蒂1929年就在巴黎參加胡塞爾舉辦的《先驗現象學》的四次講座。幾年後，他在《法蘭西哲學通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知覺本性的研究計劃》和《知覺的本性》 。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行為的結構》（1942年）就是他現象學研究和行為主義、動物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在這一年，梅洛·龐蒂讀到了《國際哲學雜誌》為紀念胡塞爾的專號，其中有胡塞爾未發表過的《作為歷史意向問題的幾何學起源問題》，還有芬克的《胡塞爾的現象學問題》等文章。梅洛·龐蒂對現象學的興趣和研究愈加深入，他為《哲學研究》雜誌寫過一篇有關胡塞爾的論文。大戰期間，胡塞爾受到納粹離開了弗萊堡。胡塞爾去世後，一位勇敢的比利時年輕人伯雷達（1911-1974）冒著危險來到胡塞爾夫人那裡，幾經波折，把四千多頁胡塞爾未發表過的手稿帶到比利時的盧汶。梅洛·龐蒂1939年3月到盧汶查閱了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觀念II》未發表部分及其它手稿，對他以後的現象學研究影響深遠。大戰期間，伯雷達計劃在巴黎籌備成立徵集胡塞爾未發表手稿的組織。梅洛·龐蒂和越裔學者唐·迪克陶都非常關注這件事。唐·迪克陶在1944年從盧汶帶回了一批胡塞爾的重要手稿回到巴黎。梅洛·龐蒂是法國當時利用這批資料最多的學者之一。也是在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礎上，梅洛·龐蒂完成了他的鉅著《知覺現象學》（1945）。之後還有《人道主義和恐怖》（1947），《意義與無意義》（1948）、，《辯證法的探險》（1955），《符號》（1960）等哲學著作出版，還有一些著述和講稿在梅洛·龐蒂去世後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眼與心》（1964），《可見的與不可見的》（1964），《自然》（1995）。

梅洛·龐蒂的哲學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所以他的哲學研究涉及多種領域。當然，首先是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從胡塞爾那裡，他懂得了如果不傾向被思想的物件，思想就永遠不存在：這就是意向性。在他看來，既然現象學是對人的實在經歷的存在的描述，那麼它就永遠不可能完全是白的，也不可能完全是黑的。這種現象學描述的是實在物，也就是描述處在自在與自為之間、意識與物質之間、自由與自然之間的東西。也可以說“兩者之間”的東西是梅洛·龐蒂的關心所在。換句話說，知覺的主體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質的，這個主體同時是思維著的主體，又是肉體的我。所以，就必然有物質，又有自我意識，人的肉體不能縱情存在。所以，人既是自由的，又是決定的，既主動又被動。人是身體和思維不可分割的存在，使得世界與人生都成為曖昧、摸稜兩可的。所以也有人稱梅洛·龐蒂為“曖昧的哲學家”。

其次，梅洛·龐蒂受到海德格爾的影響，他把現象學引向本體論。他認為回到實事本身，就意味著回到先於認識而認識又總是要談論的世界。他反對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立場，批評它們把科學的觀念看成實在的鏡子，設定自在世界，認為真實的意識可以用因果關係的形式與之發生聯絡。梅洛·龐蒂則認為哲學的首要活動就是要從客觀世界回到經歷世界中去。不存在內部的人，人總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認識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學者在精神上最與海德格爾這位“德國思想大師”相通的少數幾人之一。海德格爾在梅洛·龐蒂逝世後寫的一封信中說：“雖然我本人沒有見過梅洛·龐蒂，但通過他所說的和他所主張的，我可以想見在他身上具有一種自由和誠實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麼，知道思想要求什麼……我們感到安慰的是，這位剛剛離去的朋友，他已經在一條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跡，這條路通向從未被世俗的喧囂吵鬧和惟利是圖的所染指的領域”。

再次，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論的啟迪，這使梅洛·龐蒂的結構研究對於以後的法國結構主義產生很大影響。這裡還應補充加入他對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的出色研究。在梅洛·龐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別是《行為的結構》中已經提出一種“結構的哲學”。梅洛·龐蒂在這方面的論述極富法國特色。他對行為的研究是為著關注意識和自然的關係，但法國傳統的習慣是用靈魂和身體的統一來表述這個問題的。意識與一般意義上的自然發生關係的那一點，就是意識存在的身體。而形式理論則可以產生更高層次的分析。梅洛·龐蒂希望綜合形式心理學和行為主義。行為在他看來是結構化了的總體，是一種有意義的總體。這種結構不是物，也不是意識，更不是對刺激的反應，而是對一種處境召喚的回答。他認為，意向從中發射出來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體，意向趨向的諸物，這三者就是經驗的活的統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項，意味著一個行為結構。而結構的概念在梅洛·龐蒂那裡表現為形式心理學的格式塔結構。自然就表現為一種“形式的宇宙”，各種形式按有等級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類形式：“物質、生命和精神應是不平等地參與形式的自然之中，它們代表著完整的不同等級，並且最終構成一種等級，在其中，個體性總是越來越多地自我實現[4]”。這裡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學精神在梅洛·龐蒂思想中的滲透和融會。

從根本上講，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沿循的仍是法國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爾傳統。但他的我思並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驗運動中完整化，這是梅洛·龐蒂存在現象學的意圖和界限：迴歸存在。這也是薩特等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共同主張：“我在”優先於“我思”，“我思”賦予“我在”以意義。梅洛·龐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堅持笛卡爾以來的基本哲學教益，但又對之進行改造。也出於這樣的立場，他用知覺哲學的思想，求助於索絮爾的語言學奠定了他的現象學的歷史哲學觀點。他以此反對薩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論，忘記了歷史、象徵、符號，而不懂得世界間的東西。在《辯證法的探險》中，梅洛·龐蒂從對知覺理論的現象學研究轉向了歷史、社會的現象學研究，即可稱之為“意義本體論”的理論研究。其實，歷史是物中間的人與人的關係。我與他人中間的是世界間。這樣，身體是人存在於世的運載工具，話語屬於意義，他人是我的世界構成的前景。整個歷史不是無意義的，但又不是隻有一種意義。歷史不能提供真理，卻可能使我們避免一些錯誤。絕對的歷史不存在，它只是對無意義的一種消除，它的意義是未完成的，是開放的。

最後，還應提到，梅洛·龐蒂在美學理論方面的傑出貢獻。梅洛·龐蒂本人在繪畫藝術、文學等方面造詣頗深。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以現象學的方法關注“非表象”的東西。這和以後的勒維納斯和德里達等關注“不在場”應該是相通的旨趣。在《眼與心》中，他結合繪畫藝術，特別指出見者和可見物之間互相召喚，畫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藝術作品是反映彼世的東西，這就是知覺。而在他身後發表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中，他進一步提出問題，指出本體論超出我們知覺和此在的“原始存在”。而以畫家塞尚為例說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沒有人的東西。即反思之前向我們顯示之物的繪畫。自然中存在某種召喚各種繪畫的東西，被畫的山召喚畫家。所以，注視就是看到可見物的非肉身化的過程。諸如顏色那樣的可見物並不是堅硬、象視線那樣展開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對不可見物而使不可見物迴響的東西。這些看法都是很有啟發性的。

由於梅洛龐蒂的哲學涉及多種領域，又建立在“曖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態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薩特）要溫和。他說過：“我只是要指出哲學不再應該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劃分來進行思考……”但他先於許多人（比如利科）把意識哲學、辯證法和語言學、心理系起來。先於許多人（比如新哲學家們）更加徹底和恰當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評論。他的思想影響了勒富爾、加斯多里亞蒂、利科等許多學者。近些年來，隨著現象學研究的不斷髮展和深入，梅洛·龐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他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將繼續吸引和啟迪後來人。

知覺現象學的內容簡介

在當代西方哲學思潮中，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堪稱巨擘。胡塞爾把現象學叫做“描述心理學”，認為我們在認識世界的時候，只應該對我們直接體驗到的現象進行描述，但不主張解釋現象的因果關係，應該把一切經驗、知識或先入之見擱在一邊，以免影響我們對事物的體驗。這個哲學流派出現以後，在歐洲很快流行開來，在法國尤受推崇並盛行不衰。1945年，與薩特齊名的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出版了他的博士論文和主要著作《知覺現象學》。這本書的問世是現象學哲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梅洛－龐蒂發展了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有的學者認為，梅洛－龐蒂比胡塞爾更清晰地闡明瞭現象學的論點，將他譽為胡塞爾的最好解釋者。

哲學：現象學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編輯本段]概念

現象學phenomenology， 20世紀在西方流行的一種哲學思潮。

狹義的現象學指20世紀西方哲學中德國哲學家E.胡塞爾創立的哲學流派或重要學派。其學說主要由胡塞爾本人及其早期追隨者的哲學理論所構成。廣義的現象學首先指這種哲學思潮，其內容除胡塞爾哲學外，還包括直接和間接受其影響而產生的種種哲學理論以及20世紀西方人文學科中所運用的現象學原則和方法的體系。

現象學不是一套內容固定的學說，而是一 種通過“直接的認識”描述現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說的現象既不是客觀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觀存在的經驗事實或馬赫主義的“感覺材料”，而是一種不同於任何心理經驗的“純粹意識內的存有”。

[編輯本段]詞源

“現象學”的詞源可上溯至18世紀法國哲學家蘭伯爾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G.W.F.的著作，但其含義均與胡塞爾的用法不同。胡塞爾賦予“現象”的特殊含義，是指意識界種種經驗類的“本質”，而且這種本質現象是前邏輯的和前因果性的，它是現象學還原法的結果。

[編輯本段]發展時期

現象學思潮從20世紀初以來，按時序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胡塞爾現象學時期(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存在論現象學時期(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和綜合研究時期(40年代以後)。三個時期互有交叉，各時期均包括一些主要代表人物。

胡塞爾現象學時期

胡塞爾現象學是在德國哲學家、心理學家F.布倫塔諾(1838～1917)意向性心理哲學的影響下創立的，但布倫塔諾認為心理行為的意識與該行為物件的意識是同一現象。胡塞爾則認為二者有分別，意識經驗的內容既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而是與二者相關的意向性結構，從而離開了主張主體內在性的傳統唯心主義，返回到原始的“現象”，即各類經驗的“本質”。在他的倡導下所形成的早期現象動，旨在使哲學關注的重點，從當時新康德主義的“批判唯心主義”的主體概念，轉向意識經驗中的實在物件。這一運動的主要成員除胡塞爾和對意識中的情緒及價值結構進行現象學描述的舍勒，M.以外，還有所謂哥丁根與慕尼黑小組的A.賴那赫、A.普凡德爾(1870～1941)、M.蓋格(1880～1937/1938)、H.康拉德-馬修斯以及因加爾登，R.等。他們分別在本體論、倫理學、美學、法學、心理學、自然哲學、文學理論等研究中，運用現象學描述法探尋研究物件的“本質”，在物件中尋找不變的“先天”因素。胡塞爾的追隨者們當時認為，現象學是一種實在論哲學。早期現象動興起不久便由於胡塞爾轉向先驗現象學而趨分化。胡塞爾通過對意向結構進行先驗還原分析，分別研究不同層次的自我、先驗自我的構成作用和諸主體間的關係以及自我的“生活世界”等等。他認為，現象學的根本方法是反思分析，在先驗反思過程中存在著意向物件和與其相應的“諸自我”之間盤結交錯的反思層次。胡塞爾指責其追隨者們誤解了他的“事物本身”的概念，並由於囿於客觀主義和實在論而無法達到先驗意識水平。其追隨者們指責胡塞爾重返側重主體概念的唯心論老路。現象學研究的胡塞爾時期，最終由於海德格爾，M.學說被提出以及舍勒去世(1928)和納粹上臺而宣告結束。

存在論現象學時期

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在20年代末改變了現象學研究的方向，開創了側重探討存在問題的新思潮。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研究基地也從德國移向法國，並逐漸擴充套件到其它地區。海德格爾認為，反思的意識儘管重要，但必須首先研究意識經驗背後更基本的結構，即所謂前反思、前理解與前邏輯的本體論結構——此在 (da-sein)結構。只有通過對這一基本結構的研究，才能瞭解意識和先驗自我的可能性及其條件，從而揭示隱蔽的“存在”。由於海德格爾探討存在的意義問題，因而其學說又被稱作是解釋學的現象學。然而，海德格爾的後期哲學無論是從物件還是方法上看，都與現象學越來越疏遠了。

梅洛-龐蒂是法國現象學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也認為意識結構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也既不同意胡塞爾把人最終還原為先驗意識，也不同意海德格爾把人的生存還原為神祕的“存在”，同時也反對薩特把自我的生存還原為自我對生存的意識。他認為“我思”必然把我顯示於歷史情境中，現象學還原的結果是先驗性的“知覺世界”。他強調知覺世界是人與世界的原初關係，因而主體必然“嵌於”世界之中，與世界和他者混同，以此否認唯心主義與實在論的界限。梅洛 -龐蒂是現象學意義論的重要研究者，認為知覺世界是一切意義的源泉，但意義始終是含混性的，其結果是意義與無意義混雜難分，現象學還原也就永無完成之日。

綜合研究時期的現象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比利時、聯邦德國、美國、法國分別建立了胡塞爾研究中心，對胡塞爾的思想重新深入研究，出現了不少精通胡塞爾哲學的現象學者，如比利時的梵佈雷達，聯邦德國的蘭德格里伯、芬克和比麥爾。50～70年代在美國更出現了很多介紹研究現象學的學者，除早先的法伯、肯恩斯外，還有考夫曼、古爾維奇、舒茨、艾迪、伊迪、斯皮格伯格、泰美涅茨卡和納湯森等。在歐洲戰後較具獨創性的現象學者還有瑞士的精神病理學家賓斯方格、心理學家閔考夫斯基等。這一時期的現象學者儘管在研究的原則物件和方上具有更大的綜合性，但其學術地位一般而言尚不及前兩個時期的主要現象學者。然而，它作為一個整體的現象學思潮，在當代西方人文科學領域的影響卻比以前大得多。它的突出特點是： 研究活動擴充套件到東西歐、南北美以及亞非各洲，研究人數與學術活動均較前增加。 與其它哲學流派如分析哲學、實用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解釋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的比較研究進一步增強。 作為方的現象學，較為廣泛地應用於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宗教學、精神病理學、文學理論等人文學科的研究中。

莫里斯·梅洛-龐蒂的介紹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法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一。他在存在主義盛行年代與薩特齊名，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傑出代表。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知覺現象學》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一起被視作法國現象動的奠基之作。

梅洛·龐蒂的思想觀點

梅洛·龐蒂的第一本書《行為的結構》（1942年）是這樣開頭的：“我們的目標是理解意識與有機的、心理的甚至社會的自然的關係。”而他最著名的作品《知覺現象學》（1945年）則是通過引用法國作家聖·埃克絮佩裡（《小王子》的作者）的《戰爭飛行員》中的一段話來結尾的，其中的最後一句是：“人只不過是各種關係的一個紐結，這些關係僅僅對於人來說才是重要的。”自“始”至“終”，我們可以看到，對梅洛·龐蒂來說，“關係”是第一位的，因為整體只是在“關係”中並通過“關係”才會顯現，各種各樣的關係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個的紐結，而人就處在這些紐結中。因而，通過對人自身的分析，也可以通達存在的整體。這裡的關鍵在於，不能單單隻停留在單個的人身上，因為這反而會導致“關係”的封閉。這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梅洛·龐蒂為什麼在書中避免使用單數第一人稱的“我”，而總是代之以複數的“我們”，因為“我們”已經是一種關係的交集，已經是一個微型的整體。 　當然，對於作為整全的關係的把握也經歷過一個變化的過程。薩特合理地把梅洛·龐蒂的思想經歷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戰前一直到《知覺現象學》（1945）的完成，在這個時期，梅洛·龐蒂主要以一種現象學描述的方式探究作為在世存在的人所體現出的生存結構：一方面，人作為身體性的存在，紮根於世界，依憑於世界，他不能脫離世界而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又是相對於人而存在的，世界是隨著我的誕生而誕生的，同時世界的意義也是由我所賦予的。由此，人與世界就相互依靠，不可或缺，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薩特說，梅洛·龐蒂在這裡所表現出的“生命的統一性”令他感到震撼。第二個時期始於佔領期並持續到1950年，梅洛·龐蒂開始質問“我們時代的歷史和”，並通過寫作這種特殊的行動來理解自我的深度，理解混合著特殊和普遍的個體的人。這是梅洛·龐蒂是最為關注的時期，而且這種關注也是他想把他早先的哲學思考與現實結合起來的一種嘗試。但顯然，這種嘗試是不成功的，因為當時大的“冷戰”形勢是與他那種尋求原初統一、和諧共存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不得不折回自身，由此開始了他最後一個時期的思想歷程，即對一種新的存在論的探索。梅洛·龐蒂為他早先那個由人與世界構成的二元系統找到了一個更深、更本源的基礎，即作為“肉”（flesh/chair）的存在，人與世界的相對性從而消失了，因為它們都是由同一種原始的質料構成的……

從思想淵源來看，這種原始的存在，或者說作為“肉”的存在，顯然是直接來自於海德格爾對於存在的思考，但又打上了鮮明的梅洛·龐蒂的色彩，即對於人自身及人的肉身性特徵的強調。不過重要的是，它幫助梅洛-龐蒂重新找回了童年時期的那種完滿性，那種生存在世的“本體性安全感”。所以，在最後的幾年，梅洛·龐蒂不再承認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了。他終於在“存在”，這個哲學的最原始的家園中找到了他的寧謐。

薩特在他的文章中形容梅洛·龐蒂是個“捆紮者”（lieur），據說，這是存在於一些原始宗教中的聖職人員，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一切事情得以發生併產生聯絡的紐結。而梅洛·龐蒂也是這樣的一個人。當然薩特主要是從的角度來談論梅洛-龐蒂的，他說梅洛-龐蒂“使用他所有的力量把各種各樣的矛盾方面維持在一起，儘可能地延遲它們的爆發，這就夠了”；但更確切地說，梅洛·龐蒂的“捆紮”是希望能調和對立面的各種矛盾，從而獲得超越。而且這種“捆紮”也不單限於他的態度，也體現在他的生命的各個方面，如想要回到那早已消逝的童年，把成年與童年統一起來；想要尋找一個共存的基礎，以消除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種種衝突；最後，在他的哲學思考上，想要尋找到一個最原始的存在（“肉”），從而在這個已經被擾亂了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新的和諧。

然而，這種“捆紮”的工作真的能如其所願嗎？

死亡突如其來，中斷了一切。　1961年5月3日，梅洛·龐蒂在家中猝然逝世。據說，其死因是冠狀動脈血栓症。據說，他死前正在翻笛卡爾的書。

笛卡爾曾有過這樣的思考：我存在，是因為我在“思想”，但如果我不思想，那我還會在嗎？比如說，當我睡覺時……笛卡爾正是因此瞥見了“我思”的偶然性，從而也是“我在”的偶然性，或許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困境，他才求助於上帝，並把“上帝”擺到他的哲學的最高位置上。

梅洛·龐蒂認識到了這種偶然性，而最大、最本的偶然性乃是死亡，這是海德格爾所說的，但梅洛·龐蒂同樣體認到了這一點：“死亡是個人獨自擔當的行為，它從存在的混沌一團中劃出我們所屬的這塊特殊天地，它無與倫比地闡明瞭種種信念、夢想所由產生的這一不可窮竭的源泉——這一源泉悄然賦予了世界的景觀以生機，死亡因此比任何生命的插曲都更好地讓我們懂得了：是根本的偶然性使我們得以在世上露面並使我們從世上消失。”

梅洛·龐蒂是否因為認識到這種根本的偶然性而想像笛卡爾那樣為它找到一個對可靠的基礎？也許是，也許又不是。說“是”因為梅洛·龐蒂確實在做著這樣的嘗試，想把偶然引到必然性中，使之結束在必然性中。說“不是”是因為梅洛·龐蒂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必然性也在返回到偶然性之中，因而，“對死亡的沉思戰勝不了死亡”，“對死亡的沉思是虛偽的，因為這是一種憂鬱的生存方式。”

薩特這樣描述梅洛·龐蒂：“他是這樣一個兒童，他對我們徒勞無益的成長的確定性反感，他提出了一些大人們決不會回答的令人震驚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活著？我們為什麼死？沒有任何東西在他看來是自然的——也不應該有一個歷史或一個自然。他不理解這是怎麼發生的：必然性返回到偶性，而所有的偶然性結束在必然性中。”

我們可以這樣來設想，梅洛·龐蒂之所以想記錄下他的個人生活，也許是因為他感興趣的不是這些個人生活的特殊性或偶然性，而是這些殊性和偶然性是怎麼產生出來的。他一度曾想過寫小說，就是因為小說比起自傳來更容易探索這一問題。但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哲學，原因也許在於，這些特殊性和偶然性本身就是通過哲學發現的，因而，也只有通過哲學的方式來解答，當然，解答不是要消除偶然性，偶然性是消除不了的。

回到梅洛·龐蒂的死亡本身，一有趣的，同時也值得思索的現象就是：如果說梅洛-龐蒂生前有意把他的個人生活消融在他的思想中，那麼，這種突如其來的死亡恰恰以最極端、最尖銳的方式向他（我們）表明：生命是不可消融的，一個竭力想使自己消失的生命恰恰在其真正失之際把它的全部特殊性都帶出來了。

莫里斯·梅洛-龐蒂的心理學理論

龐蒂對心理學的工作表現出相當的關注，同時大部分心理學歷史的專家都認為他的工作對這個學科的研究產生了切實的影響。《行為的結構》（1942年）直接探討了當時相當大範圍的心理學實驗研究，揭示了不少這些工作所觸及的困難；特別是行為主義，由於他們所內涵的本體論前設所帶來的困難。在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實驗心理學資料揭露了當時認識論以及科學哲學所存在的某些問題。

人們還注意到《行為的結構》一書中援引了神經學家庫特·古爾德斯坦（Kurt Goldstein）及Frederick J.J. Buytendijk的不少研究。而相應地，Buytendijk也在他的《動物心理學專論》（1952年）也多次引用，此外還發表了一篇題名《接觸與被接觸》（Arch. Neerl. Zool., 1953）的文章，不難找出其與《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中關於“接觸-被觸”（touchant-touché）互易性的論述之間的相似之處。

梅洛龐蒂還曾關注過格式塔心理學的工作，並且試圖闡明心理分析同現象學之間的斂散關係，以補充他對社會心理學和讓·皮亞傑工作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