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一方面

在以下選項中，考察研究考古物件的內容綜合研究不包括（）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隸書。古文字指的是古代的文字。在中國則特指秦以前留傳下來的篆文體系的漢字，如甲骨文和金文還有蝌蚪文。古文字在歷史中經歷了長時間的演變，是華夏文化的結晶。古文字藝術，是藉助古文字資源如碑文、器物、史實、思想、藝術、臨寫等方面，所進行一次藝術推廣、教研、樂學、參與的形式展出。古文字資源的研究和成果，被廣泛吸收和運用於哲學、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乃至書法篆刻以及某些技術科學等學科領域。古文字藝術的傳播和推廣，具有較高的社會反響和學術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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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隸書。古文字指的是古代的文字。在中國則特指秦以前留傳下來的篆文體系的漢字，如甲骨文和金文還有蝌蚪文。古文字在歷史中經歷了長時間的演變，是華夏文化的結晶。古文字藝術，是藉助古文字資源如碑文、器物、史實、思想、藝術、臨寫等方面，所進行一次藝術推廣、教研、樂學、參與的形式展出。古文字資源的研究和成果，被廣泛吸收和運用於哲學、歷史學、考古學、語言文字學乃至書法篆刻以及某些技術科學等學科領域。古文字藝術的傳播和推廣，具有較高的社會反響和學術研究價值。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個方面?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駢文。考察古文字是要符合文字的發展由繁到簡和由不規範到規範的規律，駢文並沒有這種規律，不包括駢文。

古文字學以什麼為研究物件

古文字學以古漢字和各種古漢字資料為研究物件的學科。

古文字指先秦時代的漢字。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不少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出土，這些簡帛上的隸書字形還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點。跟後來成熟的隸書有明顯區別，因此有人主張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

古文字是隸書成熟之前的漢字。既包括對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對各種古文字資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繼承了金石文字之學的傳統。主要以各種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古文字資料(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為物件，著重於釋讀這些資料，弄清它們的性質、體例和時代，並闡明研究這些資料的方法。

主要以古文字本身為物件，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古文字學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學科，其研究物件是古代的文字、古隸書、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等，以及文字使用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歷史背景、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

古文字學研究的目標是通過對古代文字的系統研究，探究古代社會發展的歷史情況、文化特色等，揭示古代社會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演化規律，併為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傳承提供有益的啟示。

古文字學的主要目標是還原古代文字和文化的歷史，瞭解古代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演化規律，探究文化的淵源和傳承，推動文化的傳承和保護。

古文字學一般包括以下內容：

1、古代系統文字的考古和史料分析，比如古墓、古碑、古器、古玉等文物的研究。

2、古代語言的考察，如古代文字的發音、語法、詞彙等方面的研究。

3、古代文字和文化的關係，如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探討和研究。

4、古代文字和現代數字化技術的結合，如對古代文字的數字化處理、檢索和展示等。

古文字學是連線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重要紐帶，是瞭解古代文化和文明、推動文化傳承和保護的重要學科。

古文字考釋方法舉例

古文字考釋方法舉例： 整體對照、區域性對比、序列排比、方域比勘、注意同字不同形、同形不同字。

1、"粦"字在甲骨文裡已見,其字形是人的正面狀的"大",且在"大"的形體上下有四小點。《說文》根據已有形變的小篆形體將"粦"字分析為"從炎舛",不可從。"粦"字的產生背景和燎祭儀式相關,其字形即焚人時的火花狀。《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粦,鬼火也"的訓釋,仍可以看出"粦"字所表現的燎祭焚人的詞義關聯。"奄"的金文形體,上為"申",下為"大",該金文形體當為"奄"的初形。會意字"奄"字是以"電"的雷電義和"大"的人形義兩者會意而成。"奄"一詞的本義為"覆蓋"義,該本義是由天上的雷電和在下的人兩者呈現出覆蓋和被覆蓋的關係的形體來表現的。

2、考釋古文字不但是方法問題，也是看古文字的價值問題，過去談中國文字，主要是《說文解字》，後來古文字資料慢慢增多，但研究《說文》的學者和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往往彼此不瞭解情況。而研究古文字者，認為古文字有很多資料，可用來糾正《說文解字》，證明《說文》學者研究的錯誤。相對地亦有很多人不相信古文字，認為有些考釋很荒唐，這是因為古文字學者，有些缺乏傅統《說文》學基礎。所以應以傅統的國小、說文學、古文字學結合，互相促進，合者兩美，離者兩傷。

3、考釋古文字的根據不外字形和文例（即字的用法）兩個方面。有時由於資料的，只能從一方面加以考慮。但不能特別偏重某方面，且態度要客觀。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至今，已發現有15萬多片甲骨，約4500個單字，解讀了近三分之一。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中國古文字，討論甲骨文時，應與金文、大篆等其他古文字納入同一框架進行討論。從商的甲骨文，兩週的青銅器銘文，戰國、秦漢的石刻、簡牘，直至今天通行的楷書，其形體的發展變化過程，都有跡可尋，中間未曾間斷，形成一個聯絡緊密的系統。而且，中國有著兩千年左右研究古文字的歷史，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豐富的經驗。這是我們得以考釋古文字的基礎。古文字不是看影象看出來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較出來的。文字都有形、音、義三部分，但辨識一個字的過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義的過程。考釋古文字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以形為主，從字形出發。字形上的差異是歷史演變的結果，我們如果按時代次序逐步探索，發現這些演變中的一個個中間環節，就可以找出未識的古文字和後世某個已識字形的淵源關係，從而確定其為某字。這便是考釋古文字的歷史比較研究法。已識字和未識字都是有字形的。歷史比較法的實質是通過字形的比較建立未識字和已識字之間的橋樑，以已識字的音義推知未識字應有的音義。而這種比較必須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間逐次進行，才能確知每一個的字形在歷史上逐步演變的情況。要識讀商代的文字，拿已識的西周文字去做字形比較，當然比隔了一千多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以“豕”字為例，豕字在歷史演變上和小篆的“豕”字相聯絡，因此釋讀為豕字，而非彘、豬字。“女”字也是同理，不會因為圖有坐姿，而認為是“坐”或“跪”字。

現代人是怎麼看出甲骨文是文字的？

最早的甲骨文是在清朝的時候發現的，當時是有一種偶然的機會，因為一個清朝的生病了，而當時的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名叫做龍骨，是一種中藥。

當時那個偶然就看到了甲骨文，而且這個是從屬於教育類，對文化還是比較有高深的影響，然後突然覺得這個東西不一般，就這樣進行深入的研究，最終這樣就發現了甲骨文。

按照我的猜測，他應該是這樣發現甲骨文的，每個文字都是有特殊的規律，而且上面有筆畫，中國的文字是一脈相傳，我們的文字是逐漸演變的，所以會有一些看得出來的規律。

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然後是金文等，最後就到了今天的現代文字了。而且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是可以看的出來的，某些圖案很像一些動物，就這樣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力。

現在甲骨文發現的越來越多了，主要都是在殷墟上面發現的，畢竟甲骨文在夏商兩朝比較用的多。

甲骨文對我國研究古代的歷史情況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是一種非常珍貴的文物。

古文字學的相關研究

20年代以後﹐隨著現古學的形成﹐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正式成為的學科﹐並且在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28年﹐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古文字資料的出土情況開始由盜掘和偶然發現變為科學發掘。雖然由於盜掘無法禁止﹐這種轉變只是區域性性的﹐但是其意義仍然十分巨大。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為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開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鑑考古學的型別學方法﹐根據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字型﹑內容﹐對西周王朝的銅器進行區分所屬王世的研究﹐又對周代諸侯國銅器(大部屬於東周時代)進行分國的研究﹐寫成了《兩週金文辭大系》這部名著﹐建立了銅器銘文研究的新體系。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去研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對它們的某些內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他在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1931)這篇論文裡﹐指出殷周銅器銘文中的很多“圖形文字”是“國族之名號”﹐一掃過去把這類文字任意釋為“子”﹑“孫”等字﹐或視為非文字的圖畫的謬說。

與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銅器銘文同時﹐參加殷墟發掘﹑負責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賓﹐對甲骨文也進行了分期斷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裡﹐全面論述了殷墟甲骨文斷代的根據﹐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後來他還在甲骨文斷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如新﹑舊派的劃分等﹐這些意見引起了不少爭論。

清代以來﹐雖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卻一直沒有人認真加以探討。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語言文字學上缺乏修養﹐主要憑想像去考釋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釋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字學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時吸收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學也長期不能從一些有問題的舊觀念中解脫出來﹐唐蘭針對這種情況﹐在1935年寫成了《古文字學導論》。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別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這是古文字學的第一部理論性著作。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從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體上屬於古銘刻學的範圍。唐蘭則把古文字學看作文字學的分支﹐把它跟古銘刻學(他稱為古器物銘學)區分了開來。不過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通過上述這幾位學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學史分作古代﹑近代﹑現代 3段﹐也許可以把漢代到清代道鹹時期劃為古代﹐清代同光時期到20世紀20年代劃為近代﹐20世紀30年代以後劃為現代。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勢頭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中止﹐古文字學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考古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內容重要﹐而且絕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使他們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都有了增加﹐在新發現的資料裡﹐有些品種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有的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的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沒有實物遺留下來﹐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時代曾有少量發現﹐但當時不明其性質)﹑戰國竹簡以及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等。這些資料的發現為古文字學開闢了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而有了很大進展。

以上對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大勢﹐作了一個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為綱﹐簡單地補充一些這一時期古文字研究的情況。 在殷周時代的某些甲骨﹑銅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種用6個或3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長期以來沒有確解。張政烺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 4期)等論文中證明它們是易卦﹐解決了古文字學上的這個懸案。

在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這一時期裡﹐戰國文字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對研究戰國文字很有用的兩種古文字字彙﹕羅福頤(1905～1981)《古璽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編的《古璽文編》是修訂此書而成的)﹑顧廷龍《古陶文錄》(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為研究戰國幣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長沙戰國楚墓裡發現了一件寫有近千字的帛書﹐這是戰國文字的重要新資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說文古籀補補》﹐值得在這裡特別提一下。此書釋出了不少戰國璽文﹐可惜由於缺乏論證﹐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古璽文字徵》就沒有吸收此書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一方面由於在時代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一方面由於楚簡等重要新資料不斷髮現﹐戰國文字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通過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對戰國銅器﹑竹簡﹑帛書﹑璽印﹑貨幣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成秦國和六國兩系﹐戰國文字研究已經進入了分國研究的階段。研究者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已經比過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的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這些新資料的發現而興起的。70年代發現的幾批重要資料﹐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畢﹐正在陸續刊佈。此外﹐又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新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無疑會有很大的發展。 由於《說文》“古文”的性質有了明確結論﹐並由於對各種古文字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古文字形體﹑結構發展變化的過程越來越清楚了。70年代秦簡等新資料的發現﹐使大家對隸書的形成也有了比過去正確的認識﹐這一時期的古文字學者﹐對《說文》篆形和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這方面還沒有一部總結已有成果的高質量的專著。在傳統文字學得到改造的過程裡﹐古文字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漢字從原始構造講，可以說是一個或多個相對的字元部件組成的文字。在古文字考釋的實踐中，首先考察各個偏旁的形體演變，是個提綱攜領的好辦法。因為同一個偏旁往往為許多字所共有，將全部已識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種形體按時代排列，瞭解每個偏旁的歷史演變，更便於深入研究字形演變中某方面的共同規律。因此，偏旁分析是古文字研究者用歷史比較法考釋古文字必須具備的一項基本功。對未識字的字形進行歷史比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儘可能熟悉已識字的字形。『說文解字』系統儲存了對小篆九千多字在音、義兩方面的說解，不論小篆與後代通行漢字在形體上有多大差異，小篆是屬於已識漢字之列的。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識字”主要是指『說文』收錄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隨著研究的深入，經過辨識的甲骨、金文成了新的“已識字”。古文字是需要具備特殊訓練的專家才可以辨識分析的。古文字研究者要做的基礎功課很多。第一門當然是讀『說文』，掌握其所收錄的小篆、大篆和古文。其他已識的先秦古文字，從本質上講，都是和『說文』進行歷史比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第二門是儘可能多的掌握已識的先秦文字的種種字形，需閱讀『古文字類編』、『甲骨文編』、『金文編』、『陶文編』等分類詳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彙。然而，這些字彙是研究古文字重要的基礎和參考，但不是金科玉律，不可迷信。

誰知道古文字學具體指的是什麼？

古文字學是以古漢字和各種古漢字資料為研究物件的學科。 在中國﹐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得很早﹐但是﹐長期以來是包含在作為“國小”一部分的傳統文字學和以古銅器和碑刻等為主要研究物件的金石學裡的﹐一直到20世紀才有“古文字學”的名稱。人們所說的古文字學﹐內容並不一致﹐大體上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按照中國傳統文字學的觀點﹐古文字指先秦時代的漢字。現代的文字學者多數認為秦統一後的篆文﹐即所謂小篆﹐也應該劃入古文字的範圍。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不少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出土，這些簡帛上的隸書﹐字形還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點﹐跟後來成熟的隸書有明顯區別﹐因此有人主張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也可以說古文字是隸書成熟之前的漢字。

既包括對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對各種古文字資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繼承了金石文字之學的傳統﹐主要以各種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古文字資料(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為物件﹐著重於釋讀這些資料﹐弄清它們的性質﹑體例和時代﹐並闡明研究這些資料的方法﹐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認為應該稱為古銘刻學。在廣義的古文字學裡﹐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視為重點。主要以古文字本身為物件﹐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狹義的古文字學是文字學的一個分支。

古漢字的形體有哪些？

通常講，中國文字由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註、假借六種方式組成，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六書。中國文字發展的里程碑時期是秦朝，在秦朝以前的文字，大概是一個古文像大篆演變的過程。古文時期的文字繁複多樣，就是象形文字，總體來說分為甲骨文和金文。古文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商後期人們記事或者祭祀時候，在獸骨或者龜甲上留下的文字。多使用刻的方式，也有用寫的，多為卜辭。有象形程度高，一字多體的特點。說明在殷商時候，中國文字還不統一。金文：先秦稱銅為金，因此燒錄或者鑄造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就成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和甲骨文相比，象形程度更高，更加渾厚自然。金文和甲骨文都是殷商文字，但是青銅器一般只有官方才能鑄造，因此金文是官方文字，相比而言，出現了官體多繁，俗體趨簡的特點，這也是文字發展的一個方向，文字的發展總是從民間日常使用中，為了方便而越來越簡化的過程。

2，大篆

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周後期，古文字逐漸發展成為了大篆。自漢代以來，大家都認為大篆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最先開始變革古文，逐漸創造新的字型，更加趨於簡便。故大篆又稱為大篆又稱籀文或者籀文、籀篆、籀書、史書。

大篆變化的特點主要有兩點：一方面它使文字線條化，以前不均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生動；另一方面使文字規範化，原來不規範的圖形逐漸像結構整齊的字形演變，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

大篆字型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石鼓文的字型，大致介於周時期的金文與秦時期的小篆之間，屬於大篆的範疇。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

3，小篆

秦朝統一六國以後，面對原來六國各自地區文字不一樣的的局面，決定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形成一種統一的標準。這種歷史條件下，小篆應運而生。

小篆是以秦大篆為基礎，又進行了規範化的改善，形成的一種簡化版的規範文字，又名玉筋篆。較之大篆，小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字形成縱勢，筆畫粗細劃一，排列齊整。與大篆相比較，這個時候的文字幾乎已經完全沒有象形文字的痕跡了，變得整齊、和諧、美觀，基本上都是長方形的方塊字型。

4，

隸書形成時間約在戰國晚期，成熟期在漢代。主要有秦隸和漢隸之分。隸書主要是小吏在日常的行文中為了方便而應急的字型，後經程邈整理，逐漸形成了統一的隸書字型。隸書在秦代民間廣泛流行，官方除了一些很正式的詔書或者檔案用小篆寫之外，一般也採用隸書。因此隸書在秦代是和小篆是並行發展的，而並非由小篆演化成了隸書，它是對小篆字型的進一步簡化，這也是把隸書稱為“佐書”的原因，就是輔助小篆的意思。

5，

楷書，又叫正書或者真書。是由隸書逐漸演化而來，更趨向於簡化，字形由扁平趨於方正，是一種對隸書的改良。楷書出現在東漢時期，六朝時期進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漢末、三國時期，逐漸變隸書的波磔為筆直和撇、捺，改彎為鉤。《辭海》中解釋說它“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做楷模，故名楷書”。楷書的特點在於規矩整齊，因此自唐以後沒有更多的變化，一直沿用至今。

漢末書法家鍾繇開創了隸書到楷書的新貌，歷來都認為他是中國書史之祖。他在書法上首定楷書，對漢字的發展有重要貢獻。到唐代歐陽詢在楷書書法理論上也有重大貢獻，他所創立的“八絕”理論，為楷書的書寫，定了一個基本準則。

6，行書、草書

草書是起草文稿時，潦草書寫隸體而導致的一種變體，後來成為一種通行的寫法，以至演化成為一種純粹的書法藝術。行書是為了解決楷書書寫速度慢和草書難以辨認而產生的一種書寫體，從本質上講，以簡易為遵旨，書寫性強。

古文字學的概念

研究古文字的風氣是在漢代開始形成的﹐漢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主要有3種。一種是先秦銅器的銘文﹐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裡說﹐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西漢張敞“好古文字”﹐宣帝時美陽(今陝西扶風)出土古銅鼎﹐他曾釋讀其銘文﹐事見《漢書‧郊祀志 下》。一種是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的字書《史籀篇》的抄本﹐漢代人所說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型屬於大篆﹐一種是所謂古文經﹐即秦始皇焚書時被藏匿起來的一些儒家經籍抄本﹐如漢初張蒼所獻的《春秋左氏傳》﹐漢景帝時魯恭王在孔子故宅牆壁裡得到的《尚書》﹑《禮》﹑《論語》等書。這些經籍抄本的字型既不是隸書﹐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漢代人多稱之為古文。推崇古文經的經學家如許慎等人﹐認為這種字型比籀文還要早。但是據後人研究﹐所謂古文其實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以東各國)的文字。漢代推崇古文經的那一派經學家﹐後人稱為古文學家。另一派經學家﹐反對古文經﹐只相信世代相傳的本子﹐後人稱為今文學家。古文學家為了讀通古文經﹐必須從文字學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時是文字學家。他們進行了收集古文並把古文跟當時使用的文字相對照的工作﹐有些人還進一步對漢字的構造進行了理論上的研究。《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古今字》和《隋書‧經籍志》等著錄的後漢衛敬仲(即衛巨集)撰的《古文官書》等書﹐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說的建立是後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屬於古文經系統的《周禮》。不過據近人研究﹐把六書解釋為“造字之本”﹐大概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創造。公元 1世紀末﹐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為古文學家對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總結。

《說文》收字的體例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為主﹐同時收入一些寫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釋文字的時候﹐許慎依據六書理論﹐儘可能結合字形指出字的本義。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為古文字的傳統文字學的觀點來看﹐許慎的工作也是帶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質的。可惜許慎等古文學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時代都比較晚。在當時雖然古銅器銘文已經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這種資料的風氣卻還沒有形成﹐學者們很難加以利用。《說文》敘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書中所收的古文看來全都出自古文經﹐實際上只是戰國時代的文字。籀文的時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許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屢經傳抄的本子﹐有些字形顯然已經訛變。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義。因此許慎對古文字的發展過程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對字形的解釋和所指出的本義也往往不可信。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缺點是很難避免的。 從魏晉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沒有很大的進展。這一時期最受重視的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學家所說的那種古文。曹魏正始年間將古文學家傳授的《尚書》和《春秋》刻石立於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寫刻。這就是所謂三體石經。晉武帝咸寧五年(279﹐或謂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一個被盜掘的戰國後期魏國大墓裡發現了大量竹簡書﹐共有75卷﹐10餘萬字﹐字型跟古文經相類。這就是所謂汲冢古文。這批竹書被收入官府﹐先後由荀勗﹑和嶠﹑衛恆﹑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寫定為今文。竹書原本早已不存﹐寫定之本除《穆天子傳》外也都已亡佚。據史載﹐南北朝時也間有古文簡冊發現﹐但是其內容一點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從魏晉到宋初這段時期裡﹐仍有人繼續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還有人用古文刻寫碑碣或偽造典籍古本。他們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據﹐有的則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據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古文資料編成古文的字彙﹐名為《汗簡》。稍後的夏竦(985～1051)編《古文四聲韻》(1044)﹐材料來源跟《汗簡》基本相同﹐不過《汗簡》是按部首編排的﹐夏書則是按韻編排的。這兩部書雖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還是有根據的﹐是現代人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郭﹑夏之後﹐古文之學就逐漸衰微了。

在這一時期裡﹐有銘文的古銅器也時有發現﹐可惜仍然沒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風氣﹐唐初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發現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對石鼓文很重視﹐講字型﹑書法時往往提到它。由於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較接近﹐當時人多附會為周宣王太史籀所書。秦始皇巡行天下時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視。南北朝時石經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傳。

唐代篆文書法家李陽冰曾整理過《說文》。他根據秦刻石改了《說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為等﹐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李陽冰擅改古書是不對的﹐但是他根據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文字資料糾正《說文》﹐這卻是值得重視的。他解釋字形也時出己見﹐雖多荒謬﹐但也間有可取之處。例如許慎解釋“木”字說:“從﹐下象其根”﹐他則認為整個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古文字研究出現了一個。真宗鹹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陝西乾縣)所獻“史信父甗”﹐這是宋人研究古銅器銘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錄﹑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日盛﹐南宋時﹐關中﹑中原等發現古銅器的主要地區先後為金﹑元佔據﹐蒐集新出土銅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由於北宋學風的影響﹐南宋前期著錄﹑研究金文的風氣仍相當興盛﹐到後期就衰落了。

宋代學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北宋的楊元明(南仲)﹑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1046～1092)﹑趙明誠(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編了不少古銅器和銘文的著錄書﹐流傳至今的有呂大臨《考古圖》(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圖錄》﹑南宋趙九成《續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144)﹑王俅《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前3種兼錄器形和銘文﹐後3種單錄銘文。呂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或謂此書為趙九成所編﹐似非)。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薛尚功撰《廣鐘鼎篆韻》﹐材料較呂書增多﹐但皆已亡佚(王書實際上還儲存在元代楊的《增廣鐘鼎篆韻》裡)。

殷周金文是學者們最早接觸到的早於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學者對金文的蒐集﹑著錄和研究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較古的金文已經認識到“造書之初”象形之字“純作畫像”﹐“後世彌文﹐漸更筆劃以便於書”(《考古圖》 4‧26上)。《考古圖釋文》的序對金文形體上的某些特點(如筆劃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釋金文的方法作了簡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確釋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較容易認識的。不過他們有時也有很好的見解﹐如楊南仲釋晉姜鼎銘文﹐疑“”為“旂”字﹐讀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學名家吳大澄﹑羅振玉等人以“”為“祈”之本字的說法確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繼續受到重視。南宋前期的鄭樵創石鼓文為秦篆之說﹐認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後始皇以前的刻石。時代稍後的鞏豐認為是秦襄公至獻公時的刻石。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北宋時還發現了戰國時秦王詛咒楚王於神的刻石﹐即所謂詛楚文﹐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書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學的影響。鄭樵《通志‧六書略》對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釋明顯勝過《說文》。例如 《說文》說“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書略》則認為“象足趾”﹔《說文》說“步”字“從止﹑相背”﹐《六書略》則認為“象二趾相前後”﹔《說文》說“立”字“從大立一之上”﹐《六書略》則認為“像人立地之上”﹔《說文》說“走”字“從夭﹑止﹐夭者屈也”(從段注本)﹐《六書略》則說“夭”“像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會意字﹐《六書略》卻收在象形類裡﹐鄭樵對金石文字頗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類見解﹐顯然是由於受了金石文字中較古字形的啟發。宋元間的戴侗作《六書故》﹐直接採用金文字形。由於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不過戴氏說字頗有獨到之處﹐這也是後人所承認的。如他認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從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見解。 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時期﹐金石學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錄古印的工作。這項工作宋人就開始做了。但是宋元時代的古印譜大都已經亡佚﹐流傳下來的如《說郛》所收的《漢晉印音圖譜》﹐資料貧乏﹐用處不大。明人所編古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1571)﹐內容比較豐富﹐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在這一時期裡﹐古文字字彙繼續有人編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據前人之書輾轉摹錄﹐沒有多價值。元初楊桓《六書統》﹑明代魏校《六書精蘊》等書也都想根據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來講六書﹐這些書“杜撰字型﹐臆造偏旁”之病甚於《六書故》﹐而見解則不及《六書故》﹐不為後人所重。 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國小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漸提高的。清初閔齊伋作《六書通》﹐後由畢弘述整理刊行﹐這是兼採古文﹑印文和鐘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彙﹐流傳很廣﹐但是內容雜亂﹐摹錄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時﹐清高宗先後命樑詩正﹑王傑等人仿《博古圖錄》體例對內府所藏古銅器加以著錄﹐編成《西清古鑑》(1751)﹑《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及《乙編》4書 (後3書稿本時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從乾﹑嘉之際開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顯超過前人之處。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輩出﹐陳介祺(1813～1884﹐號簠齋)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收藏的古文字資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都超過了前人。由於古文字資料的日益豐富﹐同時也由於國小﹑經學等有關學科的發達﹐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緒時期達到了高峰。吳大澄(1835～1902)﹑孫讓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學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仍然是金文。乾隆時﹐由於樸學的興起以及《西清古鑑》等書的編纂﹐士大夫中對金文感興趣的人逐漸增多﹐嘉慶元年(1796)﹐錢坫刻《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專收自藏之器﹐器形﹑銘文並錄。九年(1804)﹐阮元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著錄所收集的各家銘文﹐加以考釋﹐以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此後出現了很多跟錢書或阮書同類的著作﹐影響較大的有吳榮光(1773～1843)《筠清館金文》(1840)和吳式芬(1796～1856)《捃古錄金文》(1895)﹐體例都是仿阮書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學者﹐乾嘉時期可以上舉的錢坫﹑阮元為代表﹐道鹹時期有徐同柏(1775～1854)﹑許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從古堂款識學》(1886)﹐許瀚曾為吳式芬校訂《捃古錄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見解多見於此書。同光時期﹐金文研究出現﹐主要學者有吳大澄﹑孫讓﹑方濬益(?～1899)﹑劉心源(1848～1915)等人。吳大澄跟金文有關的主要著作有《說文古籀補》﹑《字說》等書。《古籀補》是古文字字彙﹐所錄之字以金文為主﹐兼及石刻﹑璽印﹑貨幣和古陶文字﹐釋字頗有出自己見者。此書一改《古文四聲韻》以來按韻收字的體例﹐分別部居悉依《說文》﹐不可釋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於附錄。所錄之字皆據搨本慎重臨摹﹐跟過去那種輾轉摹錄﹐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彙大不相同。後來的古文字字彙﹐在編排的體例上大都仿照吳書。孫讓著《古籀拾遺》(1888)和《古籀餘論》(1929)﹐訂正前人考釋金文之誤。方濬益著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後才出版。劉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諸人對金文的考釋有很多超過前人之處。

宋代以來多把春秋戰國時鳥篆之類筆劃屈曲奇特的金文視為夏商文字。龔自珍(1792～1841)曾疑王復齋《鐘鼎款識》著錄的﹑鑄有這類銘文的“董武鍾”是吳越器。方濬益明確指出:“若薛錄之四商鍾﹑王氏所錄之董武鍾﹐要亦周器﹐乃當時自有此一體﹐如秦之有繆篆﹑殳書者”(《綴遺》卷首《彝器說》中)。這是一種進步。在把銘文跟古籍中有關的歷史資料聯絡起來進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過了前人。 貨幣文字真正成為古文字研究的資料是從清代開始的。蒐集﹑研究古錢幣的風氣開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來研究古錢的都把基本上屬於戰國的東周時代的刀﹑布等類錢幣﹐說成太昊﹑堯﹑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時代的東西﹐解釋幣文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直到乾隆時撰的《錢錄》(1751)﹐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古幣文字的研究出現轉機﹐也在乾嘉之際﹐據蔡雲《癖談》(1827)﹐錢大昕曾說過“幣始戰國”的話﹐嘉慶時﹐初尚齡作《吉金所見錄》(1819)﹐把古刀﹑布斷歸春秋﹑戰國。先秦古幣的研究自此漸上軌道。吳大澄《古籀補》收入了不少幣文﹐劉心源在《奇觚》裡也考釋了一些幣文。

乾嘉以後﹐璽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當大的進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於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譜中其實已收入不少戰國印﹐但他們不明其時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瑤田為潘氏《看篆樓印譜》作序﹐釋出戰國印中的“私璽”二字﹐並說“‘璽’但用‘爾’者﹐古文省也”(《通藝錄》卷八《看篆樓印譜敘》)。這是清人辨識先秦古印的先聲。道光十五年( 1835 )張廷濟(1768～1848)編《清儀閣古印偶存》﹐稱先秦印為古文印。同﹑光間﹐陳介祺編《十鍾山房印舉》﹐在漢印之前列“古璽”和“周秦”印兩類。按其內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國印﹐後者包括戰國時的秦印﹑秦代印和漢初印。陳介祺本認為周秦印是週末與秦代之物﹐古璽是三代之物。光緒四年(1878)﹐他在致吳大澄的信中說:“……朱文銅璽﹐前人謂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見﹐亦似六國文字”(五冊本《簠齋尺牘》第五冊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對古璽時代的認識已接近實際。《古籀補》收入了一些璽文。在漢印篆文方面﹐嘉慶時就有桂馥《繆篆分韻》(1796)等字彙刊行﹐摹錄印文比較謹嚴﹐勝於以前其他各類古文字字彙。 道光以後還發現了一些古文字資料的新品種﹐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漢代的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發現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於同﹑光間在山東臨淄等地發現﹐稍後又在直隸易州(今河北易縣)等地發現﹐陳介祺是第一個鑑定“三代古陶文字”(實際上大都屬於戰國時代)並加以收藏的人。吳大澄第一個認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據陳介祺藏陶的搨本寫過一些考釋﹐還在《古籀補》裡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陽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內容為卜辭)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榮(1845～1900)鑑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資料豐富﹐內容重要﹐時代屬商代後期﹐早於大多數銅器銘文﹐其發現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大意義。王懿榮在鑑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自殺殉國﹐所藏甲骨後歸劉鶚(1857～1909)。劉鶚選拓了一部分甲骨編為《鐵雲藏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劉鶚在序中已稱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次年﹐孫讓據《藏龜》寫成《契文舉例》。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此書遺稿由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發現後﹐古董商欺騙收藏家﹐把出土地點說成湯陰。羅振玉是學者中最早打聽到真實出土地點的人﹐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作《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當時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則是錯誤的)。此書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滅了。

清代金石學的發達﹐在專門研究《說文》的著作裡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來作解釋。桂馥本是金石學家﹐他在《說文義證》裡屢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說文釋例》裡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說文》的字形作比較。

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漸深入﹐《說文》的一些錯誤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吳大澄在《古籀補》自序裡指出《說文》中古文的形體跟習見的銅器銘文不合﹐懷疑他們皆“週末七國時”文字。陳介祺也有類似看法(《古籀補》陳序)。吳﹑陳二氏還都對《說文》所收的籀文的時代表示了懷疑。從《古籀補》﹑《字說》等書中關於璽文﹑幣文和陶文的一些話可以看出﹐吳大澄已經認識到這些文字資料基本上都是“週末”﹑“六國”時的東西。他在《古籀補》“二”﹑“鈞”兩字下﹐還明確指出《說文》中這兩個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國銅器銘文相合﹐應是“六國時”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見吳大澄對《說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對戰國文字的研究為基礎的。對《說文》篆形以及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吳大澄﹑孫讓等人也時常根據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補》凡例第一條就說:“古器所見之字﹐有與許書字型小異者……可見古聖造字之意﹐可正小篆傳寫之訛。”

孫讓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寫成《名原》一書﹐從文字學角度總結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於圖象”﹐漢字最初“必如今所傳巴比倫﹑埃及古石刻文﹐畫成其物﹐全如作績(繪)”﹐後來由於書寫不便逐漸簡化﹐“最後整齊之以就篆引之體”﹐才成為《說文》所載的那種文字。書中還很注意把同從一個偏旁的字放在一起來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圈子﹐是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一部著作。 到了時代﹐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學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

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於清末﹐不過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時代進行的。羅氏對甲骨﹑銅器﹑金文拓本﹑璽印﹑封泥等古文字資料都有豐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錄﹑傳佈各種資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裡﹐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貞卜文字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殷虛書契考釋》(1915)。此書在甲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是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對通讀卜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經考》﹑《史籀篇疏證》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桐鄉徐氏印譜序》等文章。他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法比吳大澄精確﹐此說現已成為定論。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戰國時秦國的文字﹐古文字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羅﹑王都已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對舊的金石學有所不滿。羅振玉主張把金石學改為古器物學(《雲窗漫稿‧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王國維曾把前人對古銅器和銘文的研究稱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國朝金文著錄表序》)﹐還時常單獨使用“古文之學”﹑“古文字之學”或“古文字學”的名稱﹐可見他傾向於把金石學分為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客觀存在的趨勢。不過從羅﹑王的研究工作來看﹐他們還未能真正擺脫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哪個方面?

考察古文字不包括駢文。考察古文字是要符合文字的發展由繁到簡和由不規範到規範的規律，駢文並沒有這種規律，不包括駢文。

古文字學以什麼為研究物件

古文字學以古漢字和各種古漢字資料為研究物件的學科。

古文字指先秦時代的漢字。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不少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出土，這些簡帛上的隸書字形還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點。跟後來成熟的隸書有明顯區別，因此有人主張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

古文字是隸書成熟之前的漢字。既包括對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對各種古文字資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繼承了金石文字之學的傳統。主要以各種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古文字資料(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為物件，著重於釋讀這些資料，弄清它們的性質、體例和時代，並闡明研究這些資料的方法。

主要以古文字本身為物件，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古文字學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學科，其研究物件是古代的文字、古隸書、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等，以及文字使用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歷史背景、語言文化、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

古文字學研究的目標是通過對古代文字的系統研究，探究古代社會發展的歷史情況、文化特色等，揭示古代社會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演化規律，併為今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傳承提供有益的啟示。

古文字學的主要目標是還原古代文字和文化的歷史，瞭解古代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演化規律，探究文化的淵源和傳承，推動文化的傳承和保護。

古文字學一般包括以下內容：

1、古代系統文字的考古和史料分析，比如古墓、古碑、古器、古玉等文物的研究。

2、古代語言的考察，如古代文字的發音、語法、詞彙等方面的研究。

3、古代文字和文化的關係，如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探討和研究。

4、古代文字和現代數字化技術的結合，如對古代文字的數字化處理、檢索和展示等。

古文字學是連線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重要紐帶，是瞭解古代文化和文明、推動文化傳承和保護的重要學科。

古文字考釋方法舉例

古文字考釋方法舉例： 整體對照、區域性對比、序列排比、方域比勘、注意同字不同形、同形不同字。

1、"粦"字在甲骨文裡已見,其字形是人的正面狀的"大",且在"大"的形體上下有四小點。《說文》根據已有形變的小篆形體將"粦"字分析為"從炎舛",不可從。"粦"字的產生背景和燎祭儀式相關,其字形即焚人時的火花狀。《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粦,鬼火也"的訓釋,仍可以看出"粦"字所表現的燎祭焚人的詞義關聯。"奄"的金文形體,上為"申",下為"大",該金文形體當為"奄"的初形。會意字"奄"字是以"電"的雷電義和"大"的人形義兩者會意而成。"奄"一詞的本義為"覆蓋"義,該本義是由天上的雷電和在下的人兩者呈現出覆蓋和被覆蓋的關係的形體來表現的。

2、考釋古文字不但是方法問題，也是看古文字的價值問題，過去談中國文字，主要是《說文解字》，後來古文字資料慢慢增多，但研究《說文》的學者和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往往彼此不瞭解情況。而研究古文字者，認為古文字有很多資料，可用來糾正《說文解字》，證明《說文》學者研究的錯誤。相對地亦有很多人不相信古文字，認為有些考釋很荒唐，這是因為古文字學者，有些缺乏傅統《說文》學基礎。所以應以傅統的國小、說文學、古文字學結合，互相促進，合者兩美，離者兩傷。

3、考釋古文字的根據不外字形和文例（即字的用法）兩個方面。有時由於資料的，只能從一方面加以考慮。但不能特別偏重某方面，且態度要客觀。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甲骨文自1899年發現至今，已發現有15萬多片甲骨，約4500個單字，解讀了近三分之一。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中國古文字，討論甲骨文時，應與金文、大篆等其他古文字納入同一框架進行討論。從商的甲骨文，兩週的青銅器銘文，戰國、秦漢的石刻、簡牘，直至今天通行的楷書，其形體的發展變化過程，都有跡可尋，中間未曾間斷，形成一個聯絡緊密的系統。而且，中國有著兩千年左右研究古文字的歷史，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豐富的經驗。這是我們得以考釋古文字的基礎。古文字不是看影象看出來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較出來的。文字都有形、音、義三部分，但辨識一個字的過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義的過程。考釋古文字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以形為主，從字形出發。字形上的差異是歷史演變的結果，我們如果按時代次序逐步探索，發現這些演變中的一個個中間環節，就可以找出未識的古文字和後世某個已識字形的淵源關係，從而確定其為某字。這便是考釋古文字的歷史比較研究法。已識字和未識字都是有字形的。歷史比較法的實質是通過字形的比較建立未識字和已識字之間的橋樑，以已識字的音義推知未識字應有的音義。而這種比較必須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間逐次進行，才能確知每一個的字形在歷史上逐步演變的情況。要識讀商代的文字，拿已識的西周文字去做字形比較，當然比隔了一千多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以“豕”字為例，豕字在歷史演變上和小篆的“豕”字相聯絡，因此釋讀為豕字，而非彘、豬字。“女”字也是同理，不會因為圖有坐姿，而認為是“坐”或“跪”字。

現代人是怎麼看出甲骨文是文字的？

最早的甲骨文是在清朝的時候發現的，當時是有一種偶然的機會，因為一個清朝的生病了，而當時的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名叫做龍骨，是一種中藥。

當時那個偶然就看到了甲骨文，而且這個是從屬於教育類，對文化還是比較有高深的影響，然後突然覺得這個東西不一般，就這樣進行深入的研究，最終這樣就發現了甲骨文。

按照我的猜測，他應該是這樣發現甲骨文的，每個文字都是有特殊的規律，而且上面有筆畫，中國的文字是一脈相傳，我們的文字是逐漸演變的，所以會有一些看得出來的規律。

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然後是金文等，最後就到了今天的現代文字了。而且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是可以看的出來的，某些圖案很像一些動物，就這樣可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力。

現在甲骨文發現的越來越多了，主要都是在殷墟上面發現的，畢竟甲骨文在夏商兩朝比較用的多。

甲骨文對我國研究古代的歷史情況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是一種非常珍貴的文物。

古文字學的相關研究

20年代以後﹐隨著現古學的形成﹐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正式成為的學科﹐並且在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28年﹐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古文字資料的出土情況開始由盜掘和偶然發現變為科學發掘。雖然由於盜掘無法禁止﹐這種轉變只是區域性性的﹐但是其意義仍然十分巨大。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現了劃時代的變化。

郭沫若在20年代末﹐為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開始研究甲骨﹑金文。在30年代前期﹐他借鑑考古學的型別學方法﹐根據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字型﹑內容﹐對西周王朝的銅器進行區分所屬王世的研究﹐又對周代諸侯國銅器(大部屬於東周時代)進行分國的研究﹐寫成了《兩週金文辭大系》這部名著﹐建立了銅器銘文研究的新體系。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去研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對它們的某些內容有了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他在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的《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1931)這篇論文裡﹐指出殷周銅器銘文中的很多“圖形文字”是“國族之名號”﹐一掃過去把這類文字任意釋為“子”﹑“孫”等字﹐或視為非文字的圖畫的謬說。

與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銅器銘文同時﹐參加殷墟發掘﹑負責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賓﹐對甲骨文也進行了分期斷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裡﹐全面論述了殷墟甲骨文斷代的根據﹐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 5期﹐大大提高了甲骨學的水平。後來他還在甲骨文斷代方面提出了一些補充的意見﹐如新﹑舊派的劃分等﹐這些意見引起了不少爭論。

清代以來﹐雖然古文字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卻一直沒有人認真加以探討。有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在語言文字學上缺乏修養﹐主要憑想像去考釋古文字﹐甚至自己就把釋字比作“射覆”。另一方面﹐由於一般文字學者不熟悉古文字﹐不能及時吸收古文字學者的研究成果﹐文字學也長期不能從一些有問題的舊觀念中解脫出來﹐唐蘭針對這種情況﹐在1935年寫成了《古文字學導論》。此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古文字的立場去研究文字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別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這是古文字學的第一部理論性著作。郭沫若﹑董作賓等人從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大體上屬於古銘刻學的範圍。唐蘭則把古文字學看作文字學的分支﹐把它跟古銘刻學(他稱為古器物銘學)區分了開來。不過他也指出二者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通過上述這幾位學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努力﹐古文字學終於擺脫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呈現了新的面貌。如果把古文字學史分作古代﹑近代﹑現代 3段﹐也許可以把漢代到清代道鹹時期劃為古代﹐清代同光時期到20世紀20年代劃為近代﹐20世紀30年代以後劃為現代。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勢頭很猛。可惜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殷墟發掘中止﹐古文字學的發展也受到了一定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考古事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內容重要﹐而且絕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使他們的研究的深度和科學性都有了增加﹐在新發現的資料裡﹐有些品種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有的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的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沒有實物遺留下來﹐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時代曾有少量發現﹐但當時不明其性質)﹑戰國竹簡以及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等。這些資料的發現為古文字學開闢了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而有了很大進展。

以上對時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古文字學發展的大勢﹐作了一個粗略的概述。下面再以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為綱﹐簡單地補充一些這一時期古文字研究的情況。 在殷周時代的某些甲骨﹑銅器和其他物件上﹐可以看到一種用6個或3個數字組成的符號﹐其意義長期以來沒有確解。張政烺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 4期)等論文中證明它們是易卦﹐解決了古文字學上的這個懸案。

在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這一時期裡﹐戰國文字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30年代出版了對研究戰國文字很有用的兩種古文字字彙﹕羅福頤(1905～1981)《古璽文字徵》(1930﹔1981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編的《古璽文編》是修訂此書而成的)﹑顧廷龍《古陶文錄》(1936)。1938年出版的丁福保(1874～1952)主編的《古錢大辭典》﹐為研究戰國幣文提供了方便。40年代初在長沙戰國楚墓裡發現了一件寫有近千字的帛書﹐這是戰國文字的重要新資料﹐早在1924年出版的丁佛言(1879～1930)的《說文古籀補補》﹐值得在這裡特別提一下。此書釋出了不少戰國璽文﹐可惜由於缺乏論證﹐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古璽文字徵》就沒有吸收此書的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一方面由於在時代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一方面由於楚簡等重要新資料不斷髮現﹐戰國文字的研究迅速發展起來。通過朱德熙﹑饒宗頤﹑李學勤等一大批研究者的努力﹐在對戰國銅器﹑竹簡﹑帛書﹑璽印﹑貨幣和陶器的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成秦國和六國兩系﹐戰國文字研究已經進入了分國研究的階段。研究者對戰國文字的認識已經比過去深刻得多了。

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帛書的研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隨著這些新資料的發現而興起的。70年代發現的幾批重要資料﹐如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和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都已完全或基本上整理完畢﹐正在陸續刊佈。此外﹐又發現了一些重要的新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今後無疑會有很大的發展。 由於《說文》“古文”的性質有了明確結論﹐並由於對各種古文字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古文字形體﹑結構發展變化的過程越來越清楚了。70年代秦簡等新資料的發現﹐使大家對隸書的形成也有了比過去正確的認識﹐這一時期的古文字學者﹐對《說文》篆形和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這方面還沒有一部總結已有成果的高質量的專著。在傳統文字學得到改造的過程裡﹐古文字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甲骨文是如何研究的

漢字從原始構造講，可以說是一個或多個相對的字元部件組成的文字。在古文字考釋的實踐中，首先考察各個偏旁的形體演變，是個提綱攜領的好辦法。因為同一個偏旁往往為許多字所共有，將全部已識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種形體按時代排列，瞭解每個偏旁的歷史演變，更便於深入研究字形演變中某方面的共同規律。因此，偏旁分析是古文字研究者用歷史比較法考釋古文字必須具備的一項基本功。對未識字的字形進行歷史比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儘可能熟悉已識字的字形。『說文解字』系統儲存了對小篆九千多字在音、義兩方面的說解，不論小篆與後代通行漢字在形體上有多大差異，小篆是屬於已識漢字之列的。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識字”主要是指『說文』收錄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隨著研究的深入，經過辨識的甲骨、金文成了新的“已識字”。古文字是需要具備特殊訓練的專家才可以辨識分析的。古文字研究者要做的基礎功課很多。第一門當然是讀『說文』，掌握其所收錄的小篆、大篆和古文。其他已識的先秦古文字，從本質上講，都是和『說文』進行歷史比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第二門是儘可能多的掌握已識的先秦文字的種種字形，需閱讀『古文字類編』、『甲骨文編』、『金文編』、『陶文編』等分類詳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彙。然而，這些字彙是研究古文字重要的基礎和參考，但不是金科玉律，不可迷信。

誰知道古文字學具體指的是什麼？

古文字學是以古漢字和各種古漢字資料為研究物件的學科。 在中國﹐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得很早﹐但是﹐長期以來是包含在作為“國小”一部分的傳統文字學和以古銅器和碑刻等為主要研究物件的金石學裡的﹐一直到20世紀才有“古文字學”的名稱。人們所說的古文字學﹐內容並不一致﹐大體上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按照中國傳統文字學的觀點﹐古文字指先秦時代的漢字。現代的文字學者多數認為秦統一後的篆文﹐即所謂小篆﹐也應該劃入古文字的範圍。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不少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出土，這些簡帛上的隸書﹐字形還保留著篆文的不少特點﹐跟後來成熟的隸書有明顯區別﹐因此有人主張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也可以說古文字是隸書成熟之前的漢字。

既包括對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對各種古文字資料的研究。後一方面的研究繼承了金石文字之學的傳統﹐主要以各種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古文字資料(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等)為物件﹐著重於釋讀這些資料﹐弄清它們的性質﹑體例和時代﹐並闡明研究這些資料的方法﹐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認為應該稱為古銘刻學。在廣義的古文字學裡﹐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視為重點。主要以古文字本身為物件﹐著重研究漢字的起源﹐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演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以及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狹義的古文字學是文字學的一個分支。

古漢字的形體有哪些？

通常講，中國文字由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註、假借六種方式組成，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六書。中國文字發展的里程碑時期是秦朝，在秦朝以前的文字，大概是一個古文像大篆演變的過程。古文時期的文字繁複多樣，就是象形文字，總體來說分為甲骨文和金文。古文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商後期人們記事或者祭祀時候，在獸骨或者龜甲上留下的文字。多使用刻的方式，也有用寫的，多為卜辭。有象形程度高，一字多體的特點。說明在殷商時候，中國文字還不統一。金文：先秦稱銅為金，因此燒錄或者鑄造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就成文金文，也叫鐘鼎文。和甲骨文相比，象形程度更高，更加渾厚自然。金文和甲骨文都是殷商文字，但是青銅器一般只有官方才能鑄造，因此金文是官方文字，相比而言，出現了官體多繁，俗體趨簡的特點，這也是文字發展的一個方向，文字的發展總是從民間日常使用中，為了方便而越來越簡化的過程。

2，大篆

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周後期，古文字逐漸發展成為了大篆。自漢代以來，大家都認為大篆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時太史籀所造。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最先開始變革古文，逐漸創造新的字型，更加趨於簡便。故大篆又稱為大篆又稱籀文或者籀文、籀篆、籀書、史書。

大篆變化的特點主要有兩點：一方面它使文字線條化，以前不均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生動；另一方面使文字規範化，原來不規範的圖形逐漸像結構整齊的字形演變，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

大篆字型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石鼓文的字型，大致介於周時期的金文與秦時期的小篆之間，屬於大篆的範疇。康有為在其《廣藝舟雙楫》一中稱石鼓文為：“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體稍方扁，統觀蟲籀，氣體相近，石鼓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

3，小篆

秦朝統一六國以後，面對原來六國各自地區文字不一樣的的局面，決定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形成一種統一的標準。這種歷史條件下，小篆應運而生。

小篆是以秦大篆為基礎，又進行了規範化的改善，形成的一種簡化版的規範文字，又名玉筋篆。較之大篆，小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字形成縱勢，筆畫粗細劃一，排列齊整。與大篆相比較，這個時候的文字幾乎已經完全沒有象形文字的痕跡了，變得整齊、和諧、美觀，基本上都是長方形的方塊字型。

4，

隸書形成時間約在戰國晚期，成熟期在漢代。主要有秦隸和漢隸之分。隸書主要是小吏在日常的行文中為了方便而應急的字型，後經程邈整理，逐漸形成了統一的隸書字型。隸書在秦代民間廣泛流行，官方除了一些很正式的詔書或者檔案用小篆寫之外，一般也採用隸書。因此隸書在秦代是和小篆是並行發展的，而並非由小篆演化成了隸書，它是對小篆字型的進一步簡化，這也是把隸書稱為“佐書”的原因，就是輔助小篆的意思。

5，

楷書，又叫正書或者真書。是由隸書逐漸演化而來，更趨向於簡化，字形由扁平趨於方正，是一種對隸書的改良。楷書出現在東漢時期，六朝時期進一步完善，唐代走向成熟。漢末、三國時期，逐漸變隸書的波磔為筆直和撇、捺，改彎為鉤。《辭海》中解釋說它“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做楷模，故名楷書”。楷書的特點在於規矩整齊，因此自唐以後沒有更多的變化，一直沿用至今。

漢末書法家鍾繇開創了隸書到楷書的新貌，歷來都認為他是中國書史之祖。他在書法上首定楷書，對漢字的發展有重要貢獻。到唐代歐陽詢在楷書書法理論上也有重大貢獻，他所創立的“八絕”理論，為楷書的書寫，定了一個基本準則。

6，行書、草書

草書是起草文稿時，潦草書寫隸體而導致的一種變體，後來成為一種通行的寫法，以至演化成為一種純粹的書法藝術。行書是為了解決楷書書寫速度慢和草書難以辨認而產生的一種書寫體，從本質上講，以簡易為遵旨，書寫性強。

古文字學的概念

研究古文字的風氣是在漢代開始形成的﹐漢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主要有3種。一種是先秦銅器的銘文﹐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敘裡說﹐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西漢張敞“好古文字”﹐宣帝時美陽(今陝西扶風)出土古銅鼎﹐他曾釋讀其銘文﹐事見《漢書‧郊祀志 下》。一種是相傳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的字書《史籀篇》的抄本﹐漢代人所說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型屬於大篆﹐一種是所謂古文經﹐即秦始皇焚書時被藏匿起來的一些儒家經籍抄本﹐如漢初張蒼所獻的《春秋左氏傳》﹐漢景帝時魯恭王在孔子故宅牆壁裡得到的《尚書》﹑《禮》﹑《論語》等書。這些經籍抄本的字型既不是隸書﹐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漢代人多稱之為古文。推崇古文經的經學家如許慎等人﹐認為這種字型比籀文還要早。但是據後人研究﹐所謂古文其實是戰國時代東方國家(指秦以東各國)的文字。漢代推崇古文經的那一派經學家﹐後人稱為古文學家。另一派經學家﹐反對古文經﹐只相信世代相傳的本子﹐後人稱為今文學家。古文學家為了讀通古文經﹐必須從文字學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時是文字學家。他們進行了收集古文並把古文跟當時使用的文字相對照的工作﹐有些人還進一步對漢字的構造進行了理論上的研究。《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古今字》和《隋書‧經籍志》等著錄的後漢衛敬仲(即衛巨集)撰的《古文官書》等書﹐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說的建立是後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屬於古文經系統的《周禮》。不過據近人研究﹐把六書解釋為“造字之本”﹐大概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創造。公元 1世紀末﹐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為古文學家對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總結。

《說文》收字的體例是“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為主﹐同時收入一些寫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釋文字的時候﹐許慎依據六書理論﹐儘可能結合字形指出字的本義。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為古文字的傳統文字學的觀點來看﹐許慎的工作也是帶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質的。可惜許慎等古文學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資料﹐時代都比較晚。在當時雖然古銅器銘文已經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蒐集﹑研究這種資料的風氣卻還沒有形成﹐學者們很難加以利用。《說文》敘提到了鼎彝上的“古文”﹐但是書中所收的古文看來全都出自古文經﹐實際上只是戰國時代的文字。籀文的時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許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屢經傳抄的本子﹐有些字形顯然已經訛變。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義。因此許慎對古文字的發展過程缺乏正確的認識﹐他對字形的解釋和所指出的本義也往往不可信。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些缺點是很難避免的。 從魏晉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沒有很大的進展。這一時期最受重視的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學家所說的那種古文。曹魏正始年間將古文學家傳授的《尚書》和《春秋》刻石立於太學﹐每個字都用古文﹑小篆﹑隸書三體寫刻。這就是所謂三體石經。晉武帝咸寧五年(279﹐或謂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縣)的一個被盜掘的戰國後期魏國大墓裡發現了大量竹簡書﹐共有75卷﹐10餘萬字﹐字型跟古文經相類。這就是所謂汲冢古文。這批竹書被收入官府﹐先後由荀勗﹑和嶠﹑衛恆﹑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寫定為今文。竹書原本早已不存﹐寫定之本除《穆天子傳》外也都已亡佚。據史載﹐南北朝時也間有古文簡冊發現﹐但是其內容一點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從魏晉到宋初這段時期裡﹐仍有人繼續做蒐集古文的工作﹐而且還有人用古文刻寫碑碣或偽造典籍古本。他們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據﹐有的則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據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古文資料編成古文的字彙﹐名為《汗簡》。稍後的夏竦(985～1051)編《古文四聲韻》(1044)﹐材料來源跟《汗簡》基本相同﹐不過《汗簡》是按部首編排的﹐夏書則是按韻編排的。這兩部書雖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還是有根據的﹐是現代人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郭﹑夏之後﹐古文之學就逐漸衰微了。

在這一時期裡﹐有銘文的古銅器也時有發現﹐可惜仍然沒有形成蒐集﹑研究金文的風氣﹐唐初在天興縣(今陝西鳳翔)發現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對石鼓文很重視﹐講字型﹑書法時往往提到它。由於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較接近﹐當時人多附會為周宣王太史籀所書。秦始皇巡行天下時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視。南北朝時石經已有搨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搨本流傳。

唐代篆文書法家李陽冰曾整理過《說文》。他根據秦刻石改了《說文》的一些篆形﹐如改(欠)為等﹐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李陽冰擅改古書是不對的﹐但是他根據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上的文字資料糾正《說文》﹐這卻是值得重視的。他解釋字形也時出己見﹐雖多荒謬﹐但也間有可取之處。例如許慎解釋“木”字說:“從﹐下象其根”﹐他則認為整個字“象木之形”。 在宋代﹐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古文字研究出現了一個。真宗鹹平三年(1000)句中正等人考定乾州(今陝西乾縣)所獻“史信父甗”﹐這是宋人研究古銅器銘文之始。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蒐集﹑著錄﹑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日盛﹐南宋時﹐關中﹑中原等發現古銅器的主要地區先後為金﹑元佔據﹐蒐集新出土銅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由於北宋學風的影響﹐南宋前期著錄﹑研究金文的風氣仍相當興盛﹐到後期就衰落了。

宋代學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北宋的楊元明(南仲)﹑歐陽修(1007～1072)﹑呂大臨(1046～1092)﹑趙明誠(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編了不少古銅器和銘文的著錄書﹐流傳至今的有呂大臨《考古圖》(1092)﹑宋徽宗撰的《博古圖錄》﹑南宋趙九成《續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144)﹑王俅《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前3種兼錄器形和銘文﹐後3種單錄銘文。呂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或謂此書為趙九成所編﹐似非)。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薛尚功撰《廣鐘鼎篆韻》﹐材料較呂書增多﹐但皆已亡佚(王書實際上還儲存在元代楊的《增廣鐘鼎篆韻》裡)。

殷周金文是學者們最早接觸到的早於籀文和古文的文字。宋代學者對金文的蒐集﹑著錄和研究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較古的金文已經認識到“造書之初”象形之字“純作畫像”﹐“後世彌文﹐漸更筆劃以便於書”(《考古圖》 4‧26上)。《考古圖釋文》的序對金文形體上的某些特點(如筆劃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不一等)以及辨釋金文的方法作了簡明的概括﹐也很值得注意。宋人正確釋出的金文﹐大都是比較容易認識的。不過他們有時也有很好的見解﹐如楊南仲釋晉姜鼎銘文﹐疑“”為“旂”字﹐讀為“祈”﹐就比近代古文字學名家吳大澄﹑羅振玉等人以“”為“祈”之本字的說法確切。

在石刻文字方面﹐石鼓文和秦刻石在宋代都繼續受到重視。南宋前期的鄭樵創石鼓文為秦篆之說﹐認為石鼓是秦惠文王以後始皇以前的刻石。時代稍後的鞏豐認為是秦襄公至獻公時的刻石。這在石鼓文的研究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北宋時還發現了戰國時秦王詛咒楚王於神的刻石﹐即所謂詛楚文﹐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董逌等人都曾加以研究。

在宋人的六書研究中﹐可以看到金石學的影響。鄭樵《通志‧六書略》對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釋明顯勝過《說文》。例如 《說文》說“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書略》則認為“象足趾”﹔《說文》說“步”字“從止﹑相背”﹐《六書略》則認為“象二趾相前後”﹔《說文》說“立”字“從大立一之上”﹐《六書略》則認為“像人立地之上”﹔《說文》說“走”字“從夭﹑止﹐夭者屈也”(從段注本)﹐《六書略》則說“夭”“像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會意字﹐《六書略》卻收在象形類裡﹐鄭樵對金石文字頗有研究(《通志》有《金石略》)。他能有上述那類見解﹐顯然是由於受了金石文字中較古字形的啟發。宋元間的戴侗作《六書故》﹐直接採用金文字形。由於金文字少﹐往往杜撰字形﹐因此受到後人的很多批評。不過戴氏說字頗有獨到之處﹐這也是後人所承認的。如他認為是“星”的初文﹐“鼓”字所從的“”本象鼓形﹐就是很好的見解。 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時期﹐金石學方面值得一提的﹐只有明人蒐集﹑著錄古印的工作。這項工作宋人就開始做了。但是宋元時代的古印譜大都已經亡佚﹐流傳下來的如《說郛》所收的《漢晉印音圖譜》﹐資料貧乏﹐用處不大。明人所編古印譜﹐如顧氏《集古印譜》(1571)﹐內容比較豐富﹐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在這一時期裡﹐古文字字彙繼續有人編纂﹐但是所收字形大都據前人之書輾轉摹錄﹐沒有多價值。元初楊桓《六書統》﹑明代魏校《六書精蘊》等書也都想根據早於小篆的古文字來講六書﹐這些書“杜撰字型﹐臆造偏旁”之病甚於《六書故》﹐而見解則不及《六書故》﹐不為後人所重。 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國小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清代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是逐漸提高的。清初閔齊伋作《六書通》﹐後由畢弘述整理刊行﹐這是兼採古文﹑印文和鐘鼎﹑石刻文字的一部古文字字彙﹐流傳很廣﹐但是內容雜亂﹐摹錄失形﹐水平很低。乾隆時﹐清高宗先後命樑詩正﹑王傑等人仿《博古圖錄》體例對內府所藏古銅器加以著錄﹐編成《西清古鑑》(1751)﹑《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及《乙編》4書 (後3書稿本時方印行)﹐其水平尚在宋人之下。從乾﹑嘉之際開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才有明顯超過前人之處。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輩出﹐陳介祺(1813～1884﹐號簠齋)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收藏的古文字資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都超過了前人。由於古文字資料的日益豐富﹐同時也由於國小﹑經學等有關學科的發達﹐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緒時期達到了高峰。吳大澄(1835～1902)﹑孫讓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學者。

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點仍然是金文。乾隆時﹐由於樸學的興起以及《西清古鑑》等書的編纂﹐士大夫中對金文感興趣的人逐漸增多﹐嘉慶元年(1796)﹐錢坫刻《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專收自藏之器﹐器形﹑銘文並錄。九年(1804)﹐阮元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著錄所收集的各家銘文﹐加以考釋﹐以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此後出現了很多跟錢書或阮書同類的著作﹐影響較大的有吳榮光(1773～1843)《筠清館金文》(1840)和吳式芬(1796～1856)《捃古錄金文》(1895)﹐體例都是仿阮書的。

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學者﹐乾嘉時期可以上舉的錢坫﹑阮元為代表﹐道鹹時期有徐同柏(1775～1854)﹑許瀚(1797～1867﹐字印林)等人。徐同柏著《從古堂款識學》(1886)﹐許瀚曾為吳式芬校訂《捃古錄金文》﹐他在金文方面的見解多見於此書。同光時期﹐金文研究出現﹐主要學者有吳大澄﹑孫讓﹑方濬益(?～1899)﹑劉心源(1848～1915)等人。吳大澄跟金文有關的主要著作有《說文古籀補》﹑《字說》等書。《古籀補》是古文字字彙﹐所錄之字以金文為主﹐兼及石刻﹑璽印﹑貨幣和古陶文字﹐釋字頗有出自己見者。此書一改《古文四聲韻》以來按韻收字的體例﹐分別部居悉依《說文》﹐不可釋和疑而不能定之字入於附錄。所錄之字皆據搨本慎重臨摹﹐跟過去那種輾轉摹錄﹐字形失真的古文字字彙大不相同。後來的古文字字彙﹐在編排的體例上大都仿照吳書。孫讓著《古籀拾遺》(1888)和《古籀餘論》(1929)﹐訂正前人考釋金文之誤。方濬益著有《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1935)﹐但在他去世多年後才出版。劉心源的主要著作是《奇觚室吉金文述》(1902)。上述諸人對金文的考釋有很多超過前人之處。

宋代以來多把春秋戰國時鳥篆之類筆劃屈曲奇特的金文視為夏商文字。龔自珍(1792～1841)曾疑王復齋《鐘鼎款識》著錄的﹑鑄有這類銘文的“董武鍾”是吳越器。方濬益明確指出:“若薛錄之四商鍾﹑王氏所錄之董武鍾﹐要亦周器﹐乃當時自有此一體﹐如秦之有繆篆﹑殳書者”(《綴遺》卷首《彝器說》中)。這是一種進步。在把銘文跟古籍中有關的歷史資料聯絡起來進行研究方面﹐清人也超過了前人。 貨幣文字真正成為古文字研究的資料是從清代開始的。蒐集﹑研究古錢幣的風氣開始得很早。但是宋代以來研究古錢的都把基本上屬於戰國的東周時代的刀﹑布等類錢幣﹐說成太昊﹑堯﹑舜等古帝王和夏商時代的東西﹐解釋幣文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直到乾隆時撰的《錢錄》(1751)﹐仍然停留在這種水平上。古幣文字的研究出現轉機﹐也在乾嘉之際﹐據蔡雲《癖談》(1827)﹐錢大昕曾說過“幣始戰國”的話﹐嘉慶時﹐初尚齡作《吉金所見錄》(1819)﹐把古刀﹑布斷歸春秋﹑戰國。先秦古幣的研究自此漸上軌道。吳大澄《古籀補》收入了不少幣文﹐劉心源在《奇觚》裡也考釋了一些幣文。

乾嘉以後﹐璽印文字的研究也有相當大的進步。元明人不知古印中有早於秦代之物(明人古印譜中其實已收入不少戰國印﹐但他們不明其時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瑤田為潘氏《看篆樓印譜》作序﹐釋出戰國印中的“私璽”二字﹐並說“‘璽’但用‘爾’者﹐古文省也”(《通藝錄》卷八《看篆樓印譜敘》)。這是清人辨識先秦古印的先聲。道光十五年( 1835 )張廷濟(1768～1848)編《清儀閣古印偶存》﹐稱先秦印為古文印。同﹑光間﹐陳介祺編《十鍾山房印舉》﹐在漢印之前列“古璽”和“周秦”印兩類。按其內容﹐前者基本上是六國印﹐後者包括戰國時的秦印﹑秦代印和漢初印。陳介祺本認為周秦印是週末與秦代之物﹐古璽是三代之物。光緒四年(1878)﹐他在致吳大澄的信中說:“……朱文銅璽﹐前人謂之秦印﹐不知是三代﹐今多見﹐亦似六國文字”(五冊本《簠齋尺牘》第五冊戊寅四月二十二日札)﹐對古璽時代的認識已接近實際。《古籀補》收入了一些璽文。在漢印篆文方面﹐嘉慶時就有桂馥《繆篆分韻》(1796)等字彙刊行﹐摹錄印文比較謹嚴﹐勝於以前其他各類古文字字彙。 道光以後還發現了一些古文字資料的新品種﹐如封泥文字(即打在封泥上的印文﹐以漢代的為多)﹑古陶文字以及在清末才發現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甲骨文。古陶文字首先於同﹑光間在山東臨淄等地發現﹐稍後又在直隸易州(今河北易縣)等地發現﹐陳介祺是第一個鑑定“三代古陶文字”(實際上大都屬於戰國時代)並加以收藏的人。吳大澄第一個認真研究古陶文。他曾據陳介祺藏陶的搨本寫過一些考釋﹐還在《古籀補》裡收入了不少陶文。

安陽殷墟的甲骨文(主要內容為卜辭)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始受到古董商的注意。次年﹐王懿榮(1845～1900)鑑定為三代古文並加以收藏。殷墟甲骨文資料豐富﹐內容重要﹐時代屬商代後期﹐早於大多數銅器銘文﹐其發現在古文字學史上有重大意義。王懿榮在鑑定甲骨文的次年﹐就因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自殺殉國﹐所藏甲骨後歸劉鶚(1857～1909)。劉鶚選拓了一部分甲骨編為《鐵雲藏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這是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劉鶚在序中已稱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次年﹐孫讓據《藏龜》寫成《契文舉例》。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專著。此書遺稿由甲骨學的奠基者羅振玉在1917年印行。甲骨文發現後﹐古董商欺騙收藏家﹐把出土地點說成湯陰。羅振玉是學者中最早打聽到真實出土地點的人﹐宣統二年(1910)﹐羅振玉作《殷商貞卜文字考》﹐考定甲骨出土之地是殷都故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遺物﹐把甲骨文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他當時認為殷墟只是“武乙之墟”則是錯誤的)。此書印行的次年﹐清王朝就覆滅了。

清代金石學的發達﹐在專門研究《說文》的著作裡也得到了反映。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字下引用金文的“勒”來作解釋。桂馥本是金石學家﹐他在《說文義證》裡屢次引用金石文字。王筠在《說文釋例》裡更是常常用金文的字形跟《說文》的字形作比較。

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漸深入﹐《說文》的一些錯誤就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吳大澄在《古籀補》自序裡指出《說文》中古文的形體跟習見的銅器銘文不合﹐懷疑他們皆“週末七國時”文字。陳介祺也有類似看法(《古籀補》陳序)。吳﹑陳二氏還都對《說文》所收的籀文的時代表示了懷疑。從《古籀補》﹑《字說》等書中關於璽文﹑幣文和陶文的一些話可以看出﹐吳大澄已經認識到這些文字資料基本上都是“週末”﹑“六國”時的東西。他在《古籀補》“二”﹑“鈞”兩字下﹐還明確指出《說文》中這兩個字的古文的字形跟六國銅器銘文相合﹐應是“六國時”文字﹐不是真正的“古文”。可見吳大澄對《說文》古文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對戰國文字的研究為基礎的。對《說文》篆形以及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吳大澄﹑孫讓等人也時常根據古文字加以指出。《古籀補》凡例第一條就說:“古器所見之字﹐有與許書字型小異者……可見古聖造字之意﹐可正小篆傳寫之訛。”

孫讓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寫成《名原》一書﹐從文字學角度總結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他指出文字“本於圖象”﹐漢字最初“必如今所傳巴比倫﹑埃及古石刻文﹐畫成其物﹐全如作績(繪)”﹐後來由於書寫不便逐漸簡化﹐“最後整齊之以就篆引之體”﹐才成為《說文》所載的那種文字。書中還很注意把同從一個偏旁的字放在一起來加以考察。《名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圈子﹐是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一部著作。 到了時代﹐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逐漸形成﹐古文字學也逐漸加強了科學性。

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對古文字的研究開始於清末﹐不過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時代進行的。羅氏對甲骨﹑銅器﹑金文拓本﹑璽印﹑封泥等古文字資料都有豐富的收藏。他既勤於著錄﹑傳佈各種資料﹐也勤於研究﹑著述﹐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裡﹐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貞卜文字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殷虛書契考釋》(1915)。此書在甲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突破﹐為甲骨學奠定了初基。王國維是在羅振玉的影響下開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他在甲骨﹑金文和古文﹑籀文的研究上都取得了成就。在甲骨文方面﹐王國維新識之字並不是很多﹐但往往對通讀卜辭有重要意義。他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經考》﹑《史籀篇疏證》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桐鄉徐氏印譜序》等文章。他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法比吳大澄精確﹐此說現已成為定論。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戰國時秦國的文字﹐古文字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羅﹑王都已受到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對舊的金石學有所不滿。羅振玉主張把金石學改為古器物學(《雲窗漫稿‧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王國維曾把前人對古銅器和銘文的研究稱為“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學”(《國朝金文著錄表序》)﹐還時常單獨使用“古文之學”﹑“古文字之學”或“古文字學”的名稱﹐可見他傾向於把金石學分為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界客觀存在的趨勢。不過從羅﹑王的研究工作來看﹐他們還未能真正擺脫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