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慎的資料

楊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號月溪、升庵，又號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明代著名文學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楊廷和之子。他參與編修了《武宗實錄》，嘉靖三年（1524年）因捲入“大禮議”事件，觸怒世宗，被杖責罷官，謫戍雲南永昌衛。在滇南時，曾率家奴助平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此後雖往返於四川、雲南等地，仍終老於永昌衛。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歲。明穆宗時追贈光祿寺少卿，明熹宗時追諡“文憲”。他的著作達四百餘種，涉及經史方誌、天文地理、金石書畫、音樂戲劇、宗教語言、民俗民族等，被後人輯為《升庵集》。

楊慎自幼聰穎，十一歲即能作詩。十二歲，寫成《古戰場文》,眾人皆驚。進京後，寫《黃葉詩》，為李東陽所讚賞，讓他在自己門下學習。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關，楊慎上疏抗諫，被迫稱病還鄉。

此外，楊慎的父親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內閣首輔楊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師，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爆發，楊慎與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順門，撼門大哭，自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將眾人下詔獄廷杖，當場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後，楊慎及給事中劉濟、安磐等七人又聚眾當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楊慎、王元正、劉濟都被謫戍。

楊慎動身前往戍地雲南永昌衛。從前其父廷和當國之時，曾經裁撤錦衣衛冗員，有懷恨在心者趁機埋伏在途中，伺機加害楊慎。楊慎有所準備，處處小心。馳騁萬里，到達雲南之後，幾乎一病不起。

兩年後，楊廷和生病，楊慎得以短暫回家探視，其父病癒後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協助平定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叛亂。嘉靖八年（1529），楊廷和病逝，楊慎獲准歸葬其父。此後，或暫回四川，或在雲南省城，或停留於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員善待。

世宗因大禮議之故，對楊廷和、楊慎父子極其憤恨，常問及楊慎近況，大臣則回答楊慎“老病”，世宗才稍覺寬慰。楊慎聽聞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縱酒自娛，遊歷名勝。《樂府紀聞》稱他“暇時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遊行，了不為愧。”終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楊慎終不得還，按明律年滿六十歲可以贖身返家，但無人敢受理。楊慎年近七旬時，曾返回瀘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撫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慶初年，追贈光祿寺少卿，明熹宗天啟時追諡文憲。《明史》有傳。

喜藏書。早年，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他多次至閣中翻覽書籍。據傳曾攫取數冊《永樂大典》據為己有。其後主事李繼先奏命查對時，戲以竊書之名。家有“雙桂堂”，為讀書、貯書之所。曾編撰有《楊氏書目》，明末藏書家王道明在其《笠澤堂書目》中有記載。清初姜紹書記明一代藏書家，將他與楊士奇、吳寬、茅坤、宋濂等並列。著述多至100餘種，李調元刊《函海》時，曾作專輯收錄所著之書。重要結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揭示理學和心學都存在著“重虛談”、“多議論”、“學而無實”、“學而無用”的弊端。

楊慎說： 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弊，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腳，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於（而效）小，學而無用，世以俗學以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本為《中庸》所謂，但宋儒中，朱熹主張以究理問學為主，提倡研讀經傳，一依聖賢遺教去做，有偏重於“道問學”的傾向，陸九淵譏評其支離破碎；陸九淵主張學者從經典中解脫出來，求諸本心，認為“學苛知本，‘六經’皆我註腳”，有“尊德性”的傾向，朱熹斥責其盡廢講學。自南宋朱、陸相爭以來，兩家之學漸成水火之勢，“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這對儒學發展影響甚大，誠如程敏政所說：“朱、陸之辨，學者持之至今。……其流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為兩途，或淪於空虛、或溺於訓詁，卒無以得真是之歸。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楊慎在這裡則對朱、陸都進行了批評，指出陸學之弊在於“以空索為一貫”，趨簡憑虛而入於禪，“學而無實”；朱學之弊在於“以雜博相高”，遺本溺心而流於俗，“學而無用”。在他看來，“經學之拘晦，實自朱始”，“新學（此指象山心學）削經鏟史，驅儒歸禪”，兩者對學術風氣和儒學的發展都產生了不良影響。這樣，楊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學。

對於當世流行的“道學”（即理學）和“心學”，楊慎亦持全面否定態度。他說：“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亢（言）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巾衣詭服，闊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民、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他認為儒學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內外一者也”，但承襲宋儒之學風而流行於明世的所謂“道學”、“心學”，儘管名稱不一，形式有異，而其實都是隻知“闊論高談”、“虛飾文詞”，只說不行，“教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不可著摸”的空洞無用之物。其惡果，一是欺世，二是亂民，故皆為“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學”、“心學”，根本背離了儒學的基本精神。

指出心學“削經鏟史，逃儒歸禪”，同時又明確點示理學同禪學也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頤“活潑潑地”之類的話就是以佛家語錄入章句，他說餘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欲求易欲，反為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這裡所說的“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眼合眉入文字”是陳獻章（白沙心學）所為。可見，在楊慎看來，“學禪家”而導致儒學之“理”難知，聖道幾晦，實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通病。

此外，楊慎認為，莊子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乃切要之言，丘長春所謂“世間之事尚不能究，況天下之事乎”乃正論。而邵雍、朱熹論天則是強不知為知，實為“妄說”。他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切問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31）他還對宋儒鬼神之論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對《中庸》所謂“鬼神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書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跡’。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背馳矣？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地文字，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跡’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所以，楊慎譏笑宋儒“雜博”、“支離”、“割裂”，如同“伎兒之舞迓鼓”，既“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33）如此，不流入禪，藉助於佛家之言以裝飾門面，又怎麼可能呢？

擒賊先擒王，對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楊慎不僅從學術、思想的諸多方面批評朱熹，如在《陳同甫與朱子書》中譏朱熹自立門戶，在《文公著書》中責朱熹“違公是遠情”，在《俗儒泥世》裡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顛書》中批評朱熹文學藝術上的失誤，在《聖賢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學上的紕漏。如何等等，難以詳述，而且，他更一針見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學“失之專”，“失之專者，一騁意（己）見，掃滅前賢”，用其自己的理學思想來詮釋儒家經典，否定漢唐諸儒經說，以確立其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後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談性命，祖宋人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這必然要導致“經學之拘晦”。

對明代中後葉風靡一時的陽明心學有所批判。

楊慎借雲南副使陳夢祥《六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的話，職責陳獻章“六經皆虛”論實“非聖人之蘊”，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說：“儒教實，以其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緣在虛無裡’，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家之學哉！”楊慎更怒斥王陽明為“霸儒”、“儒梟”，批評其以儒為表、以佛為裡，證性見心、“驅儒歸禪”，背叛了儒家的經義，說：“邇者霸儒創為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 俾其易人，而一時奔名走譽者，……靡然從之。”他又寓莊於諧地對人們何以會對陽明心學“靡然從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語道： 餘友蔣兆暈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餚陳前，味如嚼冰，蟻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此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多與辯，但徐徐俟之。”

在《雲南鄉試錄序》中更揭示陽明集心學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諸說造成了明代中後葉知識界的空疏淺陋，謂：“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酒魂，陳陳相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口，此何異叟誦詩、閽寺傳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恧焉，況三代之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