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張載的簡介 北宋·張載的資料

張載（1020年—1077年），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尊稱張子，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廡第38位。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因其言簡意巨集，歷代傳頌不衰。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返家途中病逝於臨潼，年58歲。張載與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合稱“北宋五子”，有《正蒙》、《橫渠易說》等著述留世。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張載出生於長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載物”。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群，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經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張載年近21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寅（陝西永壽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興軍、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巨集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絡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慶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今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援，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期間遇到了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然後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聲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後，他又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求得道義，沒有什麼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拋棄所有曾經研習過的學說，專心致志學道。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其作《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進士登第，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巖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籤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巖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 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七年級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挺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非常滿意，想派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做事。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瞭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援。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上奏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汙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 ”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蹟，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認為張載的學術承繼古代聖賢的思想，可以用來複興古禮矯正風化，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願錯過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機會，便帶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同年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

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賜諡“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

張載祠

張載祠又稱張子祠，位於陝西省寶雞市眉縣城東26公里處的橫渠鎮，佔地南北82米，東西37．5米。南靠太白山國家森林公園，北臨佛教聖地法門寺，東與道教聖地樓觀臺相連，西與西府名勝諸葛亮廟、釣魚臺、周公廟、金臺觀毗鄰。

張載祠為關中十八景之一，前身為崇壽院，張載年少時曾在此讀書，晚年隱居後，一直在此興館設教。他逝世後，人們為了紀念他，將崇壽院改名為橫渠書院。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在原橫渠書院舊址上建張載祠。元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在張載祠內恢復橫渠書院，形成“後祠前書院”格局。從元、明、清至民國，歷史上對張載祠和書院修葺14次。

1985年，陝西省成立張載祠文物管理所，1992年張載祠被列為陝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0年，陝西省文物局正式批准立項修復張載祠，整體建築以仿宋為主。

祠內現存清康熙帝御匾一塊及橫渠書院筆筒、院印、硯臺等；另存有北宋以來文人墨客留下的石碑50餘幢。同時，已經成立的陝西關學研究中心、西安社科培訓學院眉縣培訓部、橫渠書院等機構已開始執行。

張載墓

張載墓位於張載祠南7公里處的大鎮谷迷狐嶺，佔地87.2畝，是張載及其父張迪、弟張戩的安葬之地，屬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載墓從宋明道二年（1033年）至1985年，歷時九百五十二年，共維修、綠化5次。1998年投資6萬元，對墓區進行了整修，包砌了墓冢，增添了香爐、供桌，修建了碑樓、祭祀臺等。通往張載墓的二級公路已經完工。依照省文物局的規劃，張載墓還將擴充套件50餘畝，同時修建山門、石橋、廟堂、廂房等。

張載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哲學體系，開闢了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從思維與存在關係的哲學理論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義的哲學家。張載哲學思想的內容十分豐富，對中國哲學史和關中思想文化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並對11世紀後的哲學思想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張載的氣一元論本體論哲學是君主專制社會後期唯物主義哲學發展的重大成果，對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張載“太虛即氣”的學說，認為“橫渠此論，闡造化之祕，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橫渠理氣辨》）。

張載對傳統文化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創立關學，對後世儒家學者影響很大，從北宋時到清代，歷代都有學習傳承者。其中，宋代的呂大鈞、呂大臨、蘇昞、範育、李復等人對關學的形成與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明末馮從吾，全面繼承張載思想的為學傳統，並總結了500餘年的關學發展歷史，先後建立關中書院、首善書院，在他的努力下，關學覆呈現繁榮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全面總結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並將其密切地結合起來，達到了時代的高峰。王夫之最推崇、稱讚的是張載。“杜門著書，神契張載，從《正蒙》之說，演為《思問錄》二篇。”（《國史儒林傳》），他自稱受張載思想影響最深，平生治學以張載思想為宗，全面繼承和發展了張載思想，尤其是氣本論，氣化論，一再宣稱自己是張載氣一元論的繼承者：“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說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岱年著有多部與關學相關的著作，並提出：宋明理學除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派別外，還有以張橫渠、王浚川、王船山為代表的氣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姜國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葛榮晉，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豈之，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陳俊民，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吉惠，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丁為祥等學者，多年來也著書立傳，深入推進關學研究。

在國際領域，德國漢學家將張載《正蒙》一書譯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呂大臨易學發微》等關學著作。日本、韓國等重點大學，都把張載關學與朱熹、王陽明的學說，作為重點學科專門進行研究。

一、以天下為己任，憂患民命民生

張載少年喪父，生活歷盡艱辛，一生大部分時間與窮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長時間的仕途生涯中，擔任的也是基層的官員，十分了解民間疾苦和社會矛盾。范仲淹在張載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對張載的影響非常深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胸懷和氣節，在張載一生中表現十分明顯。無論居官從政，還是辭官回鄉試驗井田，興修水利，還是著書講學，無不貫穿這“為生民立命”的精神。這一點，張載與同時代的其他學者是有明顯區別的。

二、篤實尚行、經世致用

張載立像 張載一改儒家學者自漢唐以來專注於典籍章句訓釋和玄空清談之風，帶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感，從北宋社會現實問題入手，力圖探求根本的解決之道。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變化氣質而成為聖賢，求賢成聖具備德性，就要通濟天下，利濟眾生。主張“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張載在《橫渠易說·繫辭上》中說：“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聖人之學就是為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民生為憂患，經世以除患，那麼，這種聖人也是沒有用的。當代東亞實學學者尊張載為實學之發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當的。

三、“民胞物與”、“貞生安死”、“存順歿寧”

張載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思是說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間萬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達的是“大心”、“博愛”的情懷。在張載看來，聖賢之心如太虛之大而無外，只有大其心，才能體認天下萬物，人的心應擴大到與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與”是對傳統文化中“和”的觀念的發展和創新。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萬物，應該是和諧的關係。這種理念和處世態度，是張載及後世關學學者的鮮明特點，面對當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階級、階層、族群以至國與國的關係全面緊張的狀況，張載的這一重要的思想，無疑是具有警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