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全書館北宋·張載的資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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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天禧四年（1020年），張載出生於長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載物”。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十歲時隨外傅學習，就表現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氣不群，知虛奉父命”。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經常侵擾宋朝西部邊境，宋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以換得邊境和平。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張載刺激極大，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張載年近21歲時，寫成《邊議九條》，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寅（陝西永壽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佔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興軍、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軍府召見了這位志向遠大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熱情讚揚，但范仲淹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巨集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絡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慶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今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宰相文彥博支援，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期間遇到了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然後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們請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聲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談論道學的要義後，他又很自信地認為自己已經求得道義，沒有什麼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拋棄所有曾經研習過的學說，專心致志學道。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其作《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張載進士登第，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巖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籤書渭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巖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 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七年級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挺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軍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非常滿意，想派他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做事。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瞭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援。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上奏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汙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 ”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蹟，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秦鳳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認為張載的學術承繼古代聖賢的思想，可以用來複興古禮矯正風化，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不願錯過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機會，便帶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張載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同年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
北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三月，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賜諡“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賜封郿伯，從祀孔廟。
創立關學
“關學”是由張載創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諸代傳承者人士為主體，教學及學術傳播以關中為基地而形成的儒學重要學派，與宋代二程的洛學、周敦頤的濓學、王安石的新學、朱熹的閩學齊名，共同構成了宋代儒學的主流。
張載認為生在世上，就要尊順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誠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努力達到聖賢境界。關學的主旨，集中的體現在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的橫渠四句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關洛濓閩新諸學派皆根源於《易經》和孔孟、在發展過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評、創新，包括對佛學的批評和吸收，這是整個儒學史的一個共性特點，但在本體論、認識論、辯證法、和諧論和教育見解等方面關學又獨具個性。
一.氣本論——太虛即氣與氣化萬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質還是精神，歷來是哲學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每個哲學家必須回答的問題。中國古代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認為“心”或“理”為宇宙本原；二是，氣為本原。張載認為，“氣”或“元氣”是人和萬物產生的最高體系和最初始基。這“一氣”或“元氣”，包含了陰陽二氣的對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變的關係，在這種關係的互動運動中產生了人和萬物。可以說張載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史上最傑出的代表。
張載繼承和發展古代“太虛”的範疇，並對它加以改造和揚棄，用來表示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質運動基本狀態，提出了“太虛即氣”、“氣為本體”、“氣化萬物”的唯物主義宇宙觀。同時論證了氣無生滅的物質永恆論。從張載開始，古人關於物質世界的認識的理論達到了系統化。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始基是氣，一切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的，形態萬千的萬物，都是氣的不同表現形態。不論聚為有象的“有”還是散為無形的“無”，究其實質，都是有，不是“無”，所說“太虛即氣，則無無。”因為物質的氣作為宇宙本體，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變化，不是物質本身的消滅和化為無有了，氣是永恆存在的。如此，張載關於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和物質的永恆性思想，是古典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辯證法——一物兩體，動必有機。
關學在“太虛即氣”的元氣本體論基礎上，對宇宙萬物的矛盾運動，發展變化及其規律，以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說明，許多見解相當深刻、精闢。
張載認為，氣的本然狀態是無形的太虛，氣的基本特性是運動與靜止，充滿宇宙渾沌無間的太虛之氣，是在不斷進行“鬱蒸凝聚、健順動止”等不同形式的變化。萬物的生死，動靜的改變，都是氣的萬殊變化的體現和變化的結果。太虛之氣之所以能不斷地運動變化，是因為太虛之氣是陰陽之二氣的合和體。太虛是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也稱之為元極。陰陽分化為太極，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陰與陽。陰陽互動變化而生萬物。太虛之氣包涵著陰氣與陽氣兩個矛盾的方面。陽氣的特性是清、浮、升、動；陰氣的特性是濁、沉、降、靜。陰陽二氣處同一個統一體中，既相互對立，相互鬥爭，相互激盪，又相互聯絡，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生髮。所謂“獨陽不生，孤陰不長”。陰陽二氣的這種關係的運動變化，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動力。
三.認識論——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
在認識論上，關學提出了“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概念。這是中國古典哲學關於認識和知識理論的一個創舉。張載認為：人的知識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獲得，即為“聞見之知”。但僅只聞見之知，並不能全面認識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窮盡無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窮理盡性，必須有一種比聞見之知更廣泛、更深刻的知識，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認識過程分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兩個階段，即所謂的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張載進一步認為，只有德性之知才為真知，才能反映萬物的本性本質，“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見聞小知而已。”（《正蒙·誠明篇》）。在探討人的認識來源時，已經看到了感性與理性，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係，並作了精闢的論述，從而對中國古代認識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四.人性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張載總結了先秦以來的人性論，吸取了各家學說的優點和長處，創立了關學具有特色的人性學說。
關學認為，人和萬物都是由“氣”產生和構成的。因為氣有清濁、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產生了千差萬別的物和人，所以，氣的本性就是人和萬物的本性。據此，可以肯定人和萬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萬物的本性，同出於“太虛之氣”。因此，性是永恆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純善純清純潔的，但人生下來之後，具有不同的身體條件、生理特點、家庭環境和自然環境。這些外在因素與人與生俱來，先天秉賦的天地之性結合，互動作用和影響而形成的後天之性，就是“氣質之性”。氣質之性中有善有惡，有清有濁，從而決定了人性具有千差萬別，這樣，張載創立了人性二元論。
天地之性誠明至善，是善的來源，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是惡的來源，是人慾的體現。至此，關學對於爭論了一千多年的性善與性惡論，給了一個總結性的合理解釋。人犯錯誤，作惡了，是氣質之性中的惡性，人要成為聖賢君子，必須變化氣質之性，去掉氣質之性的遮蔽，迴歸和彰顯天地之性。變化氣質之性的方法，途徑是接受教育，學習禮義道德，養氣集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養浩然之氣……義者，克己也。”集義猶言積善也。通過積善，克己，而且堅持不懈，才能不斷變化氣質，獲得正直剛大的浩然正氣，從而達到聖賢君子的境界。關學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學說，既為人性善惡找到了合理的解釋，又為天理、人慾之辨供了理論依據，是對中國古代人性論的重要貢獻。朱熹稱讚張載的人性論是“極有功於聖門，有利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朱子類語》）
五.太極學說——窮究《易》理，辯證之探。
《周易》作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北宋諸子將《周易》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張載《橫渠易說》傳世，其研究具有顯著特點，關於辯證法的思想，內容豐富，論證全面，寓意深刻，理論精確，是中國古代一位辯證法大師。
①長於《周易》義理的發掘。作為現實的人生修養，參與社會變革的理論武器和信仰原則。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和試驗井田，漸變改革的政治主張，皆源於《周易》的義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與“書易”的概念，劃清了研究中主觀對客觀的界限，自然實在與圖文表述的界限。
③對《周易》中“無極而太極”、“太極與陰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關於宇宙本體論的太極學說創立新見。提出“太虛即氣”“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及氣之為物，有幽明之別等重要概念。就是說，氣做為最基本的物質，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態存在，幽則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覺，明則耳目能見（《正蒙·太和篇》）。從而理清了宇宙物質性與佛道“空”、“無”諸概念的界限。
④對《周易》辯證法有新的發展。張載在描述事物矛盾運動一般過程時，提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論斷，他認為萬事萬物皆由陰陽兩個對立方面而構成，這兩個方面既對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陰陽消長，剛柔相濟。最後的結果是“和”與統一。“和”是事物諸多因素，不同對立面之間的多樣性的統一，而不是單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簡單相加和重複。
教育思想
張載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於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上。他繼承和發揮了孔子教育思想，在關中興教，使“關學”大盛，以德育人，使學者輩出，關中民風為之一變。
張載關學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德育人，變化氣質，求為聖人。
張載認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無不善，只是由於氣質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為了使人為善，就必須通過教育、學習、變化氣質，返本為善，從而成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達到聖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長而學之。
張載對於教育理論的研究極為重視，有獨到之見。認為對人的教育要從早抓起，實行胎教，“幼而教之，長而學之。”注意兒童心理，創造良好的環境，發展兒童天性，從小就培養兒童的良好習慣和道德行為，長大繼續學習，使之強化，最終造就有用之才（《張子語錄》）。強調早期的教育和繼續教育，是張載關學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學，勤勉不息。
張載認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個人求知為學，為人做官，都必須“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有了志向目標，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達到目標，實現理想。（《經學理窟》、《正蒙·至當篇》）
四、循序漸進，博學精思。
張載對學習方法也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學習求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有序”過程。既不能停止間斷，又不能急於求成，躐等而教。老師應循序而教，學生應循序而學。他還認為，求學的漸進過程積累功夫，應當以“三年為期”，學者自朝至晝至夜為三節，每天勤學苦讀，由日積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綱慣熟，經過這樣的漸進功夫，學習方可有成。學有所成，還必須博學精思。（《經學理窟》）
五、學貴心悟，去疑求新。
關於讀書方法，張載強調：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釋之，去之，便會獲得新的知識，認識新的義理。所以，他力倡“學貴心悟，守舊無功”的學問之法及求知精神（《張子語錄》）。張載對讀書求知方法論述要點概括為：用心、熟讀、精思、經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長、講論、開塞、實作、實行等。張載關於讀書求知方法的論述，得到後世學者的反覆評價。如朱熹《近思錄卷三》所說：“此論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新所意來。”
六、啟發誘導，因材施教。
張載作為一個傑出而成功的偉大教育家，對教學原則和教育規律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張載主張在教學的實際過程中，教師要循循善誘，啟發引導學生的求知意識，學習興趣。同時，要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滿足各類學生的不同需求，從而達到教學目標。關學倡導的具體教學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兩端”法。這是對子孔子實行教學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即從正反面來講解，或從起因和結果兩頭入手分析問題，使學生理解問題的正確答案。“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②“扣鍾法”。張載在闡釋《禮記·學記》中“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這段話是說：“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知，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後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時雨法”。張載認為，對人的教育如同“時雨之化”，適時而教，當可而告，及時答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講論法”。張載認為。有些知識，不須講論，一問便知，知而明之則可，故“不待講論”，“更不須講”。他說：“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意思是問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決斷，不要受老師可否的影響，自己決定是非取捨，發揮學生的主體意識，這也是啟發誘導的一個重要的方法。
七、虛心求知，擇善而從。
張載認為，學習求知，必須虛心，虛心方能接納百物，匯合各種知識，進入神明之境。虛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於心中，干擾接納新知，所以“虛心”就是“靜心”，“一靜”。張載說：“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張子語錄》）。“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與天同源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張子語錄》）。張載主張，人求學問，必須去除“意、必，固、我”，達到至誠，存德，虛靜。要向各種人物學習，不恥下問，擇善而從。
八、學貴有用，道濟天下。
張載認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變化氣質而成為聖賢。教育必須注重道濟天下，利濟眾生。教育學生做一個對天下，對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別強調“學貴有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反對空知不行，學而不用，坐而論道、這是關學學風的突出特點和優點。張載認為，聖人之學就是為排除國家民族之憂患而立，聖人如果不以國家人民為憂患，聖人也是沒用的。
自然科學
北宋是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歷史中一個特色鮮明的朝代，思想及學術相對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發展和研究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傳統工商業、自然科學發明創造也空前活躍。[9] 張載不僅在儒學和《周易》研究中獨樹一幟，貢獻卓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也成績斐然。
一、突破地心說。
“恆星不動，純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並乎地者也……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遠古以來的地心說，把天看作是一個以恆星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諸星及地球，“運旋不窮”的整體，這在人對宇宙的認識上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二、天體執行說。
關學認為“動必有機，動非自外”。張載指出：日、月、星、辰（稱之為“七政、七曜”）等天體各有自己的運動規律，其運動的速緩升降皆取於自身的機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體左旋右旋說。
張載明確指出：日月星辰順著天體左旋，只是旋轉稍微遲緩一點，肉眼觀察起來似乎向右旋轉了，左旋右旋其實是相對的，講的是地球自轉與其它天體公轉的相對關係。他進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雖緩”。闡述雖不精確，但已是了不起的進步。
四、以氣化論解釋天文歷算地理現象。
如“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自為之食矣”。就是說，在月朔時，月精對日發生作用，產生日食。在月望時，日精對月發生作用，產生月食。按照這種理論，還較合理地解釋了四時更迭，寒暑往來，潮汐漲落，風雲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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