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简介 李觏的资料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号盱江先生，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他生当北宋中期“积贫积弱”之世，虽出身寒微，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向学、勤于著述，以求康国济民。他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 “一时儒宗”。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有《外集》三卷附后。为纪念李觏，资溪县建有泰伯公园，塑有李觏雕像，李觏纪念馆正在建设之中。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江西抚州资溪县高阜镇)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北宋儒家学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家于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

李觏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1043）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主学事，课业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祐四年（1059）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著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祐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37卷。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

后世人对李觏益加仰重。宋高宗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并于郡学大成殿绘李觏像以风后学。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立兴文堂以祀之。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成化八年，特旨准左赞状重修李觏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觏的哲学思想被列为重要研究项目。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

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其为风范，激励后人。南城、黎川、资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现存资溪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乃清代李氏后裔所建，悬有“理学开宗”的巨幅匾额。

天潢世胄的家世

李觏本姓相传姓潘，李姓是因他先祖南唐烈祖李昪为了统治的目的乱认祖宗造成的。说起他先祖李昪那可是一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那战乱纷飞的时代，李昪是一个孤儿，出身低微，因聪明伶俐又作战勇敢而被当时一位叫徐温的大将收养为干儿子，于是他将本姓名潘知浩改姓徐知浩。徐知浩有勇有谋，在近二十年的精心经营中击败诸多对手，逐步建立自己强大势力，并从杨氏吴国篡得帝位。初期改国号齐，后改为国号唐（又称南唐），并乱认唐玄宗为他的先祖，又改姓李名昪。从此他将徐知浩又改姓名为李昪。这位被后人称为南唐烈祖的李昪把南唐经营得很是有声有色，他采取轻徭役、劝农桑、兴科举、建书院等策略，促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南唐比起中原各国可以说是“世外桃源”。李昪有一位庶出的儿子叫李景芳的人。李景芳时封金吾卫国上将军，生有三子，老大官封五中丞、老二封为六府君，老三封七大夫，这三位儿子都居住在抚临上慕镇（今天的金溪秀谷镇）。这三位据李氏宗谱记载，他们自认为“吾固南唐之裔，皆为帝王之后，竟无尺土之封”，心中愤愤不平，并同当时三齐王有隙。于是，他们与外甥彭氏一同密谋发动兵变，临兵变时彭姓外甥临阵倒戈，引兵反攻，于是这场内讧胎死腹中。七大夫临行刑前发誓说：“吾子孙与彭氏婚者，吾不佑也”。六府君名昉“初无战志”，又看见形势不妙，就携妻带子匆匆忙忙连夜从上慕镇逃至当时南城县六十三都长山隐居。这就是李觏先祖家世历史的大略。所以北宋李觏文坛好友欧阳修称他为“天潢世胄”，应该不错。

自幼聪颖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始“习字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垦阅农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志》），得免冻馁之苦。服丧三年，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

科举受挫

李觏也象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一番事业。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寻求仕进之途，毫无结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1041），应茂才异等科，有旨召试。李觏入京，又未中选，在京城“忧愁经岁”，抑郁不乡。遭受这几次打击之后，遂无意仕进，隐居著述。南城立学，被聘为郡学之师。创立盱江书院，教授自资。

创建书院

李觏屡试科举不第，以教学为生，创建"盱江书院"，从学者常有数百人。后经范仲淹推荐，任太学助教、直讲，卒年五十岁。北宋时期的江西学风重经世致用，这一学风，由欧阳修倡之于前，王安石得君行道于后，而李觏则是处于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

重经世致用

他的许多思想给予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又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由于重经世实用，在经学卜李觏颇重《礼》学，《周礼致太子论》五卜-篇是其"通经致用"的理沦代表作，王安石后来作《周礼新义》不无影响。由于重实用，所以李觏反对孟子，著有《常语》以驳孟子思想，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原文》)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驱者。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觏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标点本《李觏集》，其中《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

不拘旧礼

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后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荐，皇祐二年（1050），旨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嘉祐二年（1057），用国子监奏，召为太学说书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权同管勾太学。因迁葬祖母，请假还乡。八月卒于家。

思想

李觏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论上，承认主观来自观，因此，成为宋代哲学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觏还具有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富国策》第一）。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地为统治者提供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李觏哲学上的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为稍后于他的王安石实行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文学著作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潜书序》），“以康国济民为意”（《上孙寺丞书》），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红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地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学记》，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他“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范仲淹荐李觏疏》）。“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宋元学案补遗》卷三）。

重兵思想

李觏深知军队、战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对军队的建设十分重视，并有具体而精辟的见解，于中可见其救世之意。我们知道，战争是由来已久之事，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古及今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腊哲宁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战争是普遍的。”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战争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圣的，它可以决定人和宇宙万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说：“战死的灵魂比染疫而亡的灵魂纯洁。”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战争中阵亡的人。”战争中阵亡的人，是“更伟大的死”，应当“获得更伟大的奖赏”。③就是说把战争视为头等大事。在中国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战争）视为国之大事，尤为普遍、突出。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关兵戎、战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占重要地位的论述，真可谓史不绝书，屡屡可见。

用兵策略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

强兵之策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①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②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

建军思想

在李觏的军事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视富国强兵、民心向背、武器装备的同时，尤其重视军队自身的建设，而军队建设中的人与物相比较，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故他反复强调精兵择将的津军思想，且语洋论精，颇具光彩。李觏认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这是国之所以为国，兵之所以为兵的关键。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能择将也；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人莫不爱身，而以身当矢石；莫不爱死，而以死卫社稷者，厚无所往也。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为国要在择将，为将要在爱兵。人没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体当矢石；人莫有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将爱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来保卫国家，将领爱十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于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只有认真选择良将、精兵，做到将贤、兵勇，方可以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这才是强国、强兵。因此，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