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後期的三次論戰

1、問題與主義之爭

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在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中起到過一定作用，但他們不願意看到新文化運動發展為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運動。胡適在1922年所寫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說：“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陳獨秀被捕，我接辦《每週評論》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那時……國內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我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裡提出我的政論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李大釗讀到該文後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接著胡適又連續發表了三論和四論問題與主義的文章。正當爭論要深入進行之際，《每週評論》在8月底被封閉，於是論戰被迫中止。1920年1月李大釗又發表了《由經濟上解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化的原因》，表達了和胡適鮮明對立的觀點。

論爭主要圍繞兩個問題進行。一是要不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胡適認為空談主義是沒有用的，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不但不能成為救濟中國的良方，反而會上演歷史的悲劇。李大釗則認為問題與主義不能分離，在別的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作為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在我國也可以。他還認為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的”，是“並行不悖的”。這就明確回答瞭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需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二是中國社會問題要不要以革命手段實行“根本解決”的問題。胡適企圖把人們引向改良主義的道路，而李大釗駁斥了胡適的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在於解決經濟問題，而經濟問題解決必須依靠革命，展開階級鬥爭，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指導。這樣，李大釗就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論駁斥了胡適的改良主義理論，肯定了中國社會問題要以革命手段才能加以解決。

2、社會主義之爭

“問題與主義”論爭後，在馬克思主義與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還發生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論爭。1920年11月，張東蓀發表了《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文，後又發表了《現在與將來》，對羅素勸告中國“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開發中國資源”、發展實業的言論表示十分信服。梁啟超於1921年2月也發表了《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等文章，反對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則紛紛發表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4號還開闢了“關於社會主義討論”專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和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批評》，對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了批判。

社會主義之爭主要圍繞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張東蓀、梁啟超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資本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症就是貧乏”，所以“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而開發實業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則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製度下，“資本私有”，資本家掠奪“剩餘價值”，加上“生產過剩發生經濟界之危機”，使“勞動階級日見壓迫”，“幾乎無路可走”，不能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認為“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剷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二是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是採取革命手段還是改良主義手段的問題。研究系分子張東蓀、梁啟超等主張，解決軍閥當道的問題，應採取“和平的或漸進”的方法，對於外國資本勢力，他們則認為中國毫無抵抗能力，只能“乘其空隙以發展實業耳”，並提出了調和勞資矛盾的主張，這種主張實際上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主張。社會主義擁護者反駁了他們宣揚的調和勞資間階級矛盾的改良主義，認為要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應該通過勞農主義的直接行動來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即主張運用革命手段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使無產階級處於統治地位。關於社會主義之爭，其實質就是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是採取革命的方法還是採取改良主義的方法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爭論。

3、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論戰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潮。它的口號是：個人至上，個人萬能，反對一切國家、一切強權政治。五四時期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比較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大學生黃凌霜、區聲白等。1919年9月，黃凌霜發表了《馬克思學說的批判》，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以後無政府主義者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0年9月，共產主義者開始反擊，陳獨秀髮表了《談政治》一文，對無政府主義的基本觀點進行了批判，接著無政府主義進行辯解，論爭直到1922年初才結束。

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爭論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一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說問題。無政府主義者在反對一切強權和國家，反對一切政治鬥爭和暴力革命，反對中國反動政權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說：“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它來擁護強者、無道者，壓迫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它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有力地駁斥了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二是關於自由問題。無政府主義者宣稱：“無政府主義以個人為萬能，因而為極端自由主義，所以，無政府主義乃個人主義的好朋友。”而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團體由個人構成，而社會由團體構成，也就是說任何人都是社會人，個人意見有不同是常事，作為社會人如果可以因為意見的不同而自由退出社會，這樣的社會將變成一堆散沙。三是關於生產和分配問題。無政府主義者在生產方面主張分散，反對集中，主張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在分配方面，主張革命後立即實行各取所需，攻擊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為不平等。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即是不能使生產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職業的生產力保持均平，無論如何，非依賴中央的權力不可。”並且認為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各取所需”要到生產力十分發達的階段才能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