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與徽商精神

徽商文化是指在中國安徽省興起的商業文化。徽商精神則是指徽商在經商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共同構成了徽商的商業文化體系。

徽商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文化崇尚——徽商重視儒家經典和文化傳承，注重教育和培養子女，以求更好地傳承家族文化。

2. 商業戰略——徽商注重商業決策和戰略規劃，聚焦效率和效益，並通過品牌塑造和商業信譽的建立提高商業價值。

3. 經濟互助——徽商通過組織和協作，集中資源實現經濟互助並降低商業風險。

4. 社會責任——徽商注重回報社會，積極參與慈善事業，提高社會形象和美譽度。

徽商精神則是徽商在商業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誠信——徽商認為誠信是商業的核心價值，注重對客戶、供應商、員工和社會的承諾和信任。

2. 手藝精湛——徽商注重技藝的傳承和保護，強調創新與傳統技藝的結合。

3. 寧靜致遠——徽商注重穩健經營和追求長期發展，不求一時的利益而追求永續經營。

4. 親親切切——徽商注重與客戶和供應商的關係，建立穩定的商業夥伴關係，實現雙贏。

綜上所述，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是徽商的核心文化價值和經營哲學，對中國傳統商業文化和現代商業管理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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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徽商精神?

1、一是內涵豐富的徽商精神，為現代商人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2、二是不畏艱難、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3、三是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競爭精神。

4、四是同舟共濟、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

5、五是不辭勞苦、雖富猶樸的勤儉精神。

擴充套件資料：

胡適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駱駝”，徽商精神還不僅僅是“駱駝精神”，“徽商精神”有著更豐富的內涵。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

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

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後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徽商精神

如何繼承徽商精神,成為新時代的新徽商

繼承徽商精神，成為新時代的新徽商的方法概括起來如下：

1、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

2、競爭合作的包容精神。

3、學用一致的文化精神。新徽商與時俱進，以文化建設凝聚各方面力量，不僅做大企業，更強調做強企業，上下聯通、左右連貫、前後照應，共商共建共享。

4、經營制勝的誠信精神。誠信友善是新徽商的經營制勝之道。

5、奮勇崛起的拼搏精神。

6、放達四海的開放精神。

7、百折不撓的自強精神。

8、交流、合作、發展、繁榮一體的時代精神。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微州一村婦所說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部動力加上當時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衝破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與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從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要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鑑意義。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法制經濟，它的基礎是經濟自由、經濟公平、平等競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剛剛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兩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傳統造成的是人們的法制觀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質不高的商家為利所驅使，採用了不正當的發財之道。歷史上徽商鑄造的儒商精神，把實踐儒學道德規範作為商業理性的自覺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樹立，對今天行商富有啟迪意義。

徽商文化的精髓是什麼

徽商的國學精神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徽商樂善好施,就是儒家仁愛道德的繼承和發揚;誠實守信是儒家的倫理道德範疇,也是徽商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

生活常識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科學知識，可分為物理、生物、化學、醫學、急救知識、地理、安全、宇宙天體、自然現象等各方面的常識內容。

徽商文化的八個字精髓

“貨真、價實、量足、守信”八個字為徽商商德，也是徽商文化的八個字精髓。

以誠信而言，徽州人無論是外出經商還是在家從業，都十分推崇與講究誠信。“貨真、價實、量足、守信”八個字為徽商商德。南宋以後徽州朱子理學教育十分普及，朱子強調的“誠信”理念深入人心。徽州人不僅把“誠信”這種德行用於日常的待人處世，而且也把它用於商業經營之中，形成了講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尊重消費者利益的以誠信為基本原則的商業道德。“以誠待人”“以信接物”是徽商的一大特點。如婺源茶商朱文熾在新茶過期後總要註明“陳茶”以示誠信。歙商吳南坡明確表示“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而飾價為欺”，十分重視經商信譽。徽商胡榮命注重信譽成功經商五十載，晚年還鄉，有人要“以重金賃其肆名”，他斷然拒絕道：“彼果誠實，何藉吾名也？”在他看來，誠實是經商成敗的關鍵。

徽商的文化傳統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曆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佈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資訊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託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慼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說：“縣誌應該注重縣裡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絡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裡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路，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資訊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閒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裡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乾”。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注，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誌》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歙縣誌》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裡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裡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樑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物件。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注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徽商文化的八個字精髓

一、讀書 天下人文人半徽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徵，儒商白天去經商，晚上去讀書，從而對徽商產生了三個較大的影響:1、文化素養、文化品位的提升;2、吸取歷史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發展;

二、 前世不修才生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商因其生長環境貧瘠，只得寄命於商，經常外出經商;

三、誠信、教育 徽商崇尚儒雅，義利兼顧，重視教育;

徽商盛衰過程與徽商精神對當代商業發展有何重要啟示價值？不要網上的，來詳細一點的

安徽”以安慶、徽州兩府的首字而得名。徽州因商人輩出而廣為人知。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明代商業資本的積累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徽商的發展也已達到鼎盛。此間，徽人經商者竟佔十之七八，商號店鋪遍佈海內。由明至清，徽商在全國商界稱雄三四百年。遺憾的是，未及清末，昔日徽州萬賈雲集、百舸爭喧的盛景便化作了歷史的陳跡。徽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反思徽商衰落的歷程，從中獲得很多啟示對我們堅定科學發展的觀念確有裨益。

啟示一：人口失控必將拖累發展

徽州文明遠比中原地區來得要遲。唐以後，中原漢人反客為主，統治了徽州地區。北人南遷，導致徽州人口的劇增。隋朝時，徽州有6164戶，人口數不足3萬（《隋書》第31卷），到了唐天寶年間，已增至38,330戶，人口約達27萬（《舊唐書》第40卷）。《新安志》卷一又載，宋紹興前，徽州六縣已有161,147戶，比唐天寶年間又增4倍多。由隋至宋，古徽州人口由不足3萬迅速膨脹到超過百萬。人口的急劇增長，使人均佔地面積大幅度減少。明清兩朝的統計顯示，徽州的人均可耕地面積始終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耕地不足，加上旱澇災害，地狹收薄，導致古徽州糧食供應的困難。早在唐代，徽人吃糧已不能自給。《資治通鑑》237卷記錄了唐宣歙觀察使盧坦的一段話：“宣歙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種田者還要依賴外地的糧食而活命，徽人的生存狀態可見一斑。據《宋會要》載，為了從人口過剩的纏繞中尋求解脫，褥殺（即殺害幼兒）之風曾在徽州地區一度盛行。

徽州人為擺脫人口壓力轉而在商界崛起，卻又在商界沉沒，許多重大抉擇的原始動力，竟都是出於擺脫人口壓力的努力。但不斷膨脹的人口始終是徽州商人、也始終是徽州商業文明的拖累。

啟示二：發展要有自覺意識

史料記載，後輩徽州人走上從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為家境貧困所驅使；二是為了盡孝遵命；三是由於被周圍的尤其是宗族的習慣要求所左右。《婺源縣誌》（道光志）卷23“程廣富”條載：“少以家貧，傭於蘇。旋挈二弟、三弟至蘇貿易，將廛業交弟經理，自歸家，就近業茶。”道光《婆源縣誌》卷20“王國瓚”條載：“弱冠以父命服賈，給養家十餘人。”以上是被貧困驅趕或是為盡孝尊父母之命而從商的例證。此類事例，在徽州各縣的縣誌中載錄頗多。至於從商的第三類，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許多村落和宗族已經形成經商的傳統，村民族眾爭相奔往一途。典型的例證見《全唐文》第802卷《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一文：祁門縣“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說，祁門境內的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從事茶葉的加工與販賣。更有甚者，許多宗族已把經商當作維護本族社會聲望的手段，並用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壯丁眾趕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仍有一些良田因無勞力耕作而拋荒閒置。

三類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特徵：缺乏自覺的商業意識。積極與消極，主動與被動，自覺與不自覺，從根本上說反映的是文化形態的差別。徽州早期從商人和他們的後繼者就是在帶有很強宗法色彩的農業文化觀念的支配下進入商業活動領域的。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外部條件下，這種文化觀念對商業的繁榮可能具有強化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社會商品經濟因素的增多，上述文化觀念所具有的守舊性與落後性，必將對徽州商人的競爭力形成抑制。在後來與廣東、上海、江蘇等地商人的交往與競爭中，徽州商人迭遭失利，最終走向敗落，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啟示三：資源優勢要成為發展優勢

徽州有極為豐富的資源優勢，尤以木材、茶葉為最。徽州杉木飲譽全國，不僅可用作建築材料，還可用來制墨、漆、紙張等，始終是外運量最大的商品。茶葉，是徽商發跡的另一張王牌。高山、雲霧等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徽州的茶葉獨具品質，領盡風流。徽商經營的專案主要是木、茶、鹽、典當四業。據萬曆年間的資料，徽商控制下的鹽區，其產鹽佔全國總量的45％，由於鹽質好，價錢高，行銷區人口稠密，使兩淮鹽利居全國之首。正是在這些資源優勢的基礎上，造就了古代徽州的燦爛文化，徽菜、徽州文房四寶、徽派建築等都是其代表，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多屬於資源耗費型文化。

以徽菜為例：徽菜是中國八大名菜之一，隨徽商的興起而逐步形成大系，又隨著徽商的足跡傳往四面八方。正宗的徽菜通常選徽地的山珍野味為原料。如山雞、斑鳩、野兔、果子狸、甲魚、香菇等，以重油、重色烹製而成。但是山珍野味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在今天的黃山市（由徽州改名而來），早已很難吃到正宗的徽菜了。徽菜為什麼不能走向全國，徽菜文化為什麼不能發揚光大，答案不言自明。

啟示四：發展觀念要及時更新

徽州商人曾經嚐到過觀念更新的甜頭，但是後來由於不能繼續更新觀念，與時俱進，又轉而吃盡了苦頭。徽商曾經改變了商人的形象，並且也讓社會改變了對傳統商人的評價。《詩經·氓》中那位無情負義之徒就是位商人。漢代有選子任官制度，但規定商人之子除外。又曾規定憑資產可以買官，同樣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商人重利輕別離”，商人“見利忘義”，社會按士、農、工、商歸類分等，商人居末。但是，經濟決定文化。徽州商業的強勢發展無情地衝擊了當地舊的意識，多少引起人們關於商業觀念的變化。

光緒《婺源縣誌》第35卷載，徽商朱文熾“膏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熾必書‘陳茶’兩字，以示不欺。牙儈力勸更換，堅執不移。”表現了徽州商人取義舍利的道德古風。徽州人相信“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當然可取，但茶商程樹梅“與人交易，一諾千金，從無契約”。茶商程士嚴“慷慨好施。素在粵東業茶。有俞某貸銀一千四百兩，子母虧折，留滯羊城。嚴不責貸，並贈貨伸之歸。”（《婺源縣誌》第33、41卷）徽州歷代的史籍中，此類記載甚多。徽商的義利觀實際上是對商業效能的淡化與漠視。茶商朱文熾因舍利取義在廣東“屯滯二十餘載，虧損數萬金，卒無怨悔”（光緒《婺源縣誌》第35卷）。對這樣的事，史書特地記載，徽人引以為榮，不能不說與商業精神和原則背道而馳。尤其是時已清末，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萌芽、孕育的歷史，至少已經在300年以上，此時的徽州商人仍然懷著舍利取義的古國紳士之風，難免節節敗退之勢。程朱禮學的三位祖師爺都是徽州人，徽州有孕育理學的土壤。理學一再要人們存天理，滅人慾，這對徽州商人的義利觀無疑會有一定影響。在這樣的土壤上，不能與時俱進，必將延誤發展。這是徽商的衰亡留給後世的教訓。來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新安商人：文化傳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驕傲,也是中國和世界的驕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經上演過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歷史劇,留下了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代有發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作為古代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所以能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商作為一支重要的商幫，其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商能力之強，從業人數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中之翹楚之一，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 貲 買官的道路。植根於厚實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為一個整體文化素質較高的商幫，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多自覺用儒學思想來規範自己的經營活動，講究義利之道，見利思義，以義取得利，講究誠信商德，不欺妄奸詐，貨真價實。他們善於把握商機，權衡大道，在商海競爭中技高一籌。他們大多在致富後重視文化建設，捐資興學，刻書藏書，修方誌，邀講學，培養子弟讀書入仕，謀求地位的提高，同時也促進了地方論的繁榮，孕育了一大批國家的傑出人才。自明清以來，徽商以自身的開拓進取創造了輝煌業績--商業的繁榮和文化的成就，同時形成了一種儒商精神，樹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這個特點以外，誠信經商和獨特的經營理念也是這個群體不敗的原因。

　　 誠信經商

　　徽商在異域他鄉的立足、發展和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吃苦耐勞精神、善於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一些客觀機緣以及聚散網路等有關，但就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行善緣等，顯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遵行“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來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範，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之所在。在那個歷史年代曾有過鮮明的對比，各地商家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然徽商卻堅持不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飢之年“鬥米千錢”的'景況下，也決不在糧谷中摻雜兌假坑害百姓。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一批墨錠質量上有些瑕疵，老闆胡餘德發現後立即指令所屬各店鋪停止製售此批墨錠，並將流向市場的部分高價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銷燬。為保證商品質量，維護客戶利益，決不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客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富與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徽商曆來奉行“賈道而儒行”，倡導誠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故譽溢五湖四海，“而資益積也”。徽商許憲據此作過精闢的總結：“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經營理念

　　在經營理念上，堅持“生財有道”的義利觀，見利首先思義，認為義重於財，信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堅持誠信經營，講究商業道德，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行秤準尺足鬥滿。並且，做到薄利多銷，讓利於客。反對強取豪奪，鄙視對顧客欺詐行騙。同時，還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堅持任用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儒雅之士，並且，注意培養他們學習思考的習慣、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始終堅持“勤苦、誠實、謙和、忍耐、變通、儉樸、有主見、不忘本、知義理、重身命”的選人思想和用人標準。在人生哲學上，做到重德尊儒，堅持和為貴、禮為先、廣交良緣。奉行“溫良恭儉讓”即溫順、和善、恭敬、節制、謙遜。認為謙以交友，和以生財，勤以補拙，儉以興業。而且，強調“五誼並重”，即族誼、戚誼、世誼、鄉誼、友誼並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別崇文、重教、孝親、講禮，或者說是重讀書、講孝道、識禮節、揚文風。在古黟，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等具有教化意蘊的楹聯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視奉親至孝。此外，愛好廣泛，琴棋書畫，文風濃郁，崇尚以文會友。同時，在交際中注意公眾形象和注重公關策略，所謂“正衣冠，迎送賓客，尊而有禮”就是其重禮講儀之寫照。

　　回到我們現代創業歷程當中，有多少創業者忘記了這些古老的信條。誠信重義，這個被前人反覆證實的創業經商不敗真理，是不是也應該被我們重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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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旅遊文化：徽商文化——徽商的儒學氣質

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一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一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一大特色。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一方面反過來又藉助於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一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係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係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薰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餘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遊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後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

還有同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曆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嫋嫋，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志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恆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於一身，迭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