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一生經歷

程顥（1032-1085）， 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洛陽（今屬河南）人。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裡行。反對王安石新政。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同上）。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程顥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其親撰及後人集其言論所編的著述書籍，收入《二程全書》。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顥出生，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宋仁宗錄舊臣後代，程顥的父親程珦因此被授為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後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薰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顥資性過人，修養有道，和粹之氣，盎然於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顥舉進士後，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神宗在位期間（1068年~1085年），程顥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於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氾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他先後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並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於培養聖人，“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的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於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後世也影響深遠。後人為求學統淵源，於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顥於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諡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制比於闕里，前後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餘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後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於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閒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二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人慾矇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係。程頤還反對婦女改嫁，宣稱“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流毒頗深。究其內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於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範，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麼至善，為什麼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後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由於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徵，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慾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慾”或“私慾”.，“人慾”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慾”滅，“人慾”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慾”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