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簡介 王安石的資料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於《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諡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延壽鄉(今東鄉縣黎圩鎮上池村)人，中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後期社會經濟產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於說理與修辭，善於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闢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著名散文《遊褒禪山記》。 慶曆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籤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逝於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諡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於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迴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係，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後，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係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衝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弔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姦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讚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併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於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託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援。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後出任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願任此閒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於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1063年—1066年)，屢召王安石赴京辭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