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之巔讀後感

資料之巔讀後感3篇

《資料之巔》是2014年5月中信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圖書，作者是塗子沛。《資料之巔》通過追溯梳理美國的資料歷史、展望人類的資料未來，給中國社會提出了一個數據時代的新命題——如何構建資料文化？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於這本書的讀後感，歡迎大家閱讀！

篇一：《資料之巔》讀後感

經過前前後後的這段時間，雖然本人沒讀過徐子沛先生的《大資料》（聽過），接下來《資料之巔》的接觸使我所獲頗多，身為程式設計師的我有種喚醒去大資料工作的慾望（曾經接觸過大資料），除了這種工作的內容變化，也讓我在以後（目前）的生活的一些行為或者一些看法得到了改進或者思維上的多一種思考方式，《資料之巔》不愧是《資料之巔》，首先它就是用了美國幾百年來得歷史資料來論述，也在喚醒更多的中國人去了解資料文化、用資料。

《資料之巔》是我接觸過的書籍中能堅持下來的其中一本，也是我第一次公開個人相關的讀後感，因為本人看《資料之巔》中間好多次沒有一次性看完，有可能有些東西不能記得清楚（希望讀者能指正，謝謝）。

《資料之巔》依照個人主觀意識來分章節，可以大概分為三個部分，也是按國家劃分的（個人看書會結合當時歷史痕跡），可以分為美國從華盛頓等人通過人口普查來輔助權利劃分到現在的利用大資料實時動態來輔政利民；日本從二戰後的深陷困境到經過戴明提供質量管理諮詢後的崛起；中國從民國時期的地理大師（忘了尊名，汗）到改革開放後的結合我國國情的大資料戰略。

第一劃分部分（美國），從美國曆史可以瞭解到，開始進行資料操作（對資料可有可無的一種狀態）到大資料文化（眾多決策、要略離不開相關資料的指導），美國就是資料的作用和價值的標本，各種歷史事件資料的作用以及人們對它的利用、反應，即是資料文化的覺醒與成熟。我記得當時美國獨立權利劃分時有兩種方法，其中托馬斯-傑斐遜在最後一天採用了相關人口普查的資料進行反駁另外一派的方法（這兩種在以後都用到了），此時對資料的使用為初數時代。

美國解放黑奴時，林肯通過分析當時人口普查的資料進行對戰爭贏面的估算，其中有棉花的調查、奴隸的相關資訊，以及當時的謝爾曼在肯尼迪提供的資料統計下領導軍隊對南方進行貫穿，這就是資料的內戰時代。美國因內戰重創迎來了資料的鍍金時代，此時美國的資料文化相繼完成了思維、組織和技術的三重崛起，登上了時代的鼎峰。

20世紀後也經歷了四個有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四個時代，量化時代、抽樣時代、開發時代以及大資料時代，這些時代有點像城市建設差不多的程度（個人認為）。總之，解決權力分配的問題、決定改變歷史的戰爭、制定從戰略到戰術的安排、考慮政治的計算以及商業層面上的利用，從蒐集、統計、篩選、量化、抽樣的方式方法演變到了解、安排、預測、準備、發掘、規範的效果體現，經歷的歷史似乎並不長，但造就的變革尤其精彩。

第二劃分部分（日本），二戰後的日本處於極度的困境，當時他們的出口產品被外國稱為“低劣、山寨”，除了這一些，當時日本有股求知識的心切來尋找擺脫這困境。這時候，有被後世稱為“質量之父”的戴明，換句話來說，就是要求培養高管（運用質量管理對生產進行管理），其中統計與分析再結合當時日本國情，這些知識與思維幫助日本走出了低谷，其中用到的對資料處理的技術有好多，擁有高質量的產品使得日本銷量大增，其中本田銷量超過了福特等，在好多商品超過了美國。

而人們往往也都在遇到了問題難以決斷的時候才會想到資料這個夥伴，這也是為什麼在第一部分的結尾中日本崛起的思考——二戰後空前繁榮的美國工業因為遇上了供不應求的狀態，自然走上了粗放型路徑，冷落了相應的資料應用，而戰敗的日本正因為深陷困境，在快速汲取先進知識的同時也迅速接納了資料文化，通過資料抽樣的方式快速提升了質量……日本的崛起可以看作窮則思變的例子，但變革中資料的作用尤其明顯。

第三劃分部分（中國），主要是從一些資料體現出一些細節（狀態），如減灶加灶，如抗日戰爭對繳獲武器來判斷軍官分佈，如廣州和神州數碼合作進行實時動態輔助停車。可以說現實中的一切都是越用越少的，但看似虛擬的資料卻越用越多。所謂大資料時代，背景正是高度發展科技能讓更多的資料得以留存，這種留存和挖掘完全由機器實施，由此得到的結果也是歎為觀止的。如果說科技的發展趨勢已經越來越超乎我們的想象，那總有一些規律或者原則可以抓住——比如資料。

正如作者徐子沛先生提到中國社會要將“大資料”這個科技符號轉變為文化符號，因為只有文化才能真正驅動人們的成長和發展，科技只是手段而已。只有建立了資料文化，願意尊重資料、善於整合資料、敢於發掘資料中的異動……才能正真利用好大資料。資料文化是尊重事實、強調精確、推崇理性和邏輯的文化，這種文化將是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更是最好的參考。

從《資料之巔》中，隱約可以看到一條隱約的軌跡，通向未知的遠方卻一直步步為營，這便是資料，來自於人而勝於人。事實上，所有的美好都是限制之後的產物，自由、民主和平等這人類的三大追求之間就是相互制約的關係。那麼，該怎麼進行有效的制約？如何讓大家都能接納？這時候，最能代表客觀現實的資料就出現了。

篇二：《資料之巔》讀後感

最近我讀了塗子沛先生的《資料之巔》這本書，我深深的被作者的思考的深度和資料的力量所震撼。全書從資料角度出發，以美國政府歷史以來“依數治國”的成功經驗來闡釋資料帶給社會帶來的挑戰與變革。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隨著網際網路資訊科技的普及與廣泛應用，大資料時代正式到來。時代的變革意味著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要想在資料浪潮當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就需要我們在精確的掌握資料之後，通過資料的創新來創造未來。

精確的掌握資料，需要從認識資料開始。簡而言之，資料就是體現客觀事實的表象，是客觀性與抽象性有機結合的"產物，容不得半點虛假。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所有的美好都是在限制之後的，而能夠有效地進行限制，且又能夠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客觀現實，唯有那一張便捷的紙片上資料與文字的組合體，其實這就是資料文化的基礎。資料創造價值準備的基礎從側面印證了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刷術是西方國家文明的基礎。

所謂的大資料時代就是在當下高度發展科技能讓更多的資料得以儲存。儲存下來的資料是一種依據，更是一種工具。世間萬物的發展都呈現各種各樣的規律性，數量龐大且規律複雜，很難讓我們掌握，但是一旦轉換成資料儲存之後，從資料的角度去分析規律變化的軌跡，能夠很容易掌握並加以運用。而我作為基層執法工作者，運用資料進行執法，以控制資料達到預期管理預期，是這本書給予我最大的啟發。

古代中國傳統的執法者，是通過簡單甚至帶有粗暴的手段對執法物件進行強制管理，執法效果雖然容易操作，且直觀，但是這是一種凌駕於規律之上，片面的追求短期效果的低階執法模式。進入新中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常態，這是資料文化的有力體現，是我黨在大資料時代下，一項重大舉措。

我認為，大資料時代下運用資料進行執法，是執法能力現代化的利器。我從事交通執法這個職業已經數載，經歷過從無到有，又逐漸的從有變成無。這個前後並不矛盾，從前的“無”是法律不健全，無章可循，有章難循狀態。只能夠自身黨性約束和對事物客觀理解進行執法，甚至有的時候片面的依靠上級，人類對事物的理解具有侷限性，這難免會造成決策錯誤。

從無到有，是法律慢慢健全，法律的約束更加全面，但有的時候簡單的照本宣科，眉毛鬍子一把抓，也就成了教條主義。而從有到無，是一種利用客觀的資料，以法律為準則，通過科學執法，將資料調整趨於合理。類似國家利用經濟規律巨集觀調控國民經濟，用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將全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引導至合理增長的區間。資料合理了，管理預期也就達到了。相對於我們有肉眼去觀察，顯得更為精確，且具很高的可信度。這樣一來，對我們基層執法工作者帶來的巨大的福利，我們從此以後再也不用擔心對工作進展情況不瞭解而心急火燎了。

在大資料時代變革的今天，客觀、精確、理性和邏輯的“資料文化”理念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利器。大資料時代下的執法行為更是離不開資料，只有充分的利用資料化管理、資料化創新，才能在當前資料浪潮當中主動適應新常態，科學地實現新突破和新作為。

篇三：《資料之巔》讀後感

歌德把歷史稱為“上帝的神祕作坊”。在徐子沛先生新作《資料之巔》的精彩演繹下，關於資料文化如何形成、資料治國理念如何深入人心的歷史畫卷徐徐展開，令我們再次飽覽古今中外因資料成就的神奇瞬間，領略統計文史的山風水韻和資料文化的悠遠迴音。康德說，數字是重要的透視方式。此言不虛。

子沛先生一如既往把中國作為本書的重心和出發點。從中國歷史上的吉光片羽到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從中國資料視覺化先驅人物陳正祥的執著努力到民族復興能否量化的中國話題，這些元素無疑令中國讀者感到親切和溫暖。遺憾的是，在悠久的中華文明史上，這樣的“統計事件”不僅鳳毛麟角，亦未能帶動整個民族和社會形成用資料說話、以資料治事的風尚。即使今天，我們依然面對這樣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統計資料雖然證明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資料使用上，特別是大資料的收集、分析、應用的手段、意識、水平和能力方面，我們與美國、歐洲，甚至同處亞洲的日本，仍有不小差距。作為統計人，在享受本書呈現的統計和資料文化盛宴時，無疑更平添了一份獨有的清醒與憂思。

中國需要進一步營造資料文化氛圍。美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善用資料”的歷史。說資料成就了共和政治、資料終結了南方的奴隸制度，尚屬見仁見智。“布蘭代斯訴訟方法”及後來的漢德公式，公共預算制度的普及，統計學理論方法用於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美國政府的推行等，實實在在證明了資料在保障公平正義、促進進步發展、增進自由和理性方面的決定性支撐作用，體現了資料治國的基本理念。黨的十八大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新的奮鬥目標，更加迫切需要大力弘揚建立在資料基礎上的科學與理性，需要建樹“尊重事實、強調精確、推崇理性和邏輯的資料文化”，需要進一步營造善用資料的社會氛圍，使注重資料、使用資料真正成為一種習慣和風尚。

中國統計人要做大資料的先行者和引領者。在統計的“純真年代”，政府統計是權威一般的存在，是統計生產的當然主導者。大資料時代，海量的網路化電子化資訊使每一個人、每一個單位都可能成為資訊的生產釋出主體，政府統計包打天下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我們當然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來“宣示主權”，但我相信大多數統計人憑著專業精神、職業尊嚴，將不屑於採取這麼“簡單而直率”的方法，而更願意像一名“騎士”一樣為榮譽而戰。作為統計資料的生產者、釋出者和使用者，沒有人比我們更瞭解大資料的意義、價值和力量。“用大資料打造統計基礎資料‘第二軌’”，深刻闡明瞭國家統計局應用大資料的戰略思想和戰略思維。目前，國家統計局已經與17家企業簽訂利用大資料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在貿易統計、價格統計、交通運輸統計、農業統計等多個領域取得重要進展。我們不僅要直接應用大資料，還要在推動資料開放和共享、建立和統一相關應用標準，實施國家大資料創新驅動戰略等方面，發揮應有作用。

中國統計人還要成為資料文化的倡導者和傳播者。在宣傳統計工作、弘揚資料文化方面，統計人有著天然的優勢和便利。家喻戶曉的GDP、CPI、PPI、PMI等統計拳頭產品，大型的經濟普查、人口普查、一套表聯網直報等重要統計事件，為宣傳統計、傳播資料文化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也有理由做得更好。中國統計也要建立類似美國普查局的LEHD-工作單位和家庭住址的縱向動態系統，當超級颶風“桑迪”來襲，該系統大顯神通，成功幫助紐約市政府組織救災，並迅速對災害影響作出準確評估。這樣的統計“明星”產品，能夠使人們更加信賴資料、依靠資料，推動資料融入政府管理、商業運營和社會治理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

近年來，國家統計局在統計文化宣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精心打造了統計網站、中國統計開放日、統計微訊微信等一系列新的統計宣傳平臺，政府統計的形象和公信力不斷提升。今後更要以啟沃公眾資料意識為己任，以記錄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程序為使命，從更大的視野，以更巨集大的敘事，講述中國的統計故事，書寫中國的統計歷史，把資料文化理念播撒得更廣、更深、更遠。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這樣一句話：在有力量的地方，數字這位女主人就會生成，她更有力量。資料不僅代表“真正的事實”，還蘊藏著事物的發展規律。隨著大資料時代的到來，資料資源及其開發利用正逐漸成為決定和影響各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中國不僅要做資料大國，更要成為資料強國。

我們這代統計人註定無法甘於淡泊和平凡，唯有順應時代要求，以更先進的理念、更開放的姿態、更高超的技術積極擁抱大資料，廣泛應用大資料，生產出更多更具競爭力的統計產品，才能在智慧時代、智慧城市建設以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程序中，續寫政府統計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