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和晉商的區別

徽商是指歷史上活躍在徽州地區的商人，以金融業為主要業務，以官商合作為特色。徽商注重家族婚姻和家族傳承，嚴謹務實，注重節儉，依靠門第和家族關係，秉承“慎獨”的經營理念。

晉商是指歷史上活躍在山西地區的商人，其經商以糧食貿易、礦山開發和銀行業務為主體，以派系勢力為特色。晉商注重利益關係和商業聯合，講究“情義”，重視族規族約，以及家族聯盟的發展，尤其注重拓展人脈和建立社會網路。

因此，徽商和晉商在經營理念和商業特點上存在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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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與晉商的區別是什麼？

徽商與晉商的區別是：

徽商即徽州商幫。萌芽於東晉，成長於宋唐，興盛於明清，清朝道光年間逐漸衰落。徽商以資本雄厚、活動範圍廣、經營專案多、興盛時間長且崇尚文化為特點，成為過去最大的最有影響的商幫之一。其商業活動遍佈全國，主要經營鹽、米、絲、茶、紙、墨、木材等，其中典當商徽商故里最為著名，頗具壟斷之勢。徽商們往往引聚宗族以擴大經營，建宗祠，立會館，築書院，培養士子，亦商亦儒。徽商與、粵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晉商指明清500多年間(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國聯軍向中國索要賠款，慈禧太后掌權的清就向晉商的喬家借錢還國債。

一、贏利方式，晉商的贏利方式是通過開中，以糧食和軍用物資換取食鹽販賣；而徽商則通過以物折錢的“折色”向交錢，換取食鹽專賣權贏得利潤。

二、經營文化，他們在經營文化上都崇尚同鄉先賢：晉商尊奉關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則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現屬江西)。因此，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帝廟。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徽商“學而優則仕”、“賈而好儒”，賺了錢一定得讓子弟讀書考取功名。而晉商則“學而優則商”，子弟書讀好了，一定要去經商賺錢，並不特別看重功名。因此，整個清代科舉考試中全國共選拔出114個狀元，其中安徽有9人，居江浙兩省之後，名列第三。而山西沒有文狀元，武狀元倒出了5個，這是由於山西曆來多戰場，商人中有不少習武之人，鏢行、鏢師盛行之故。

三、用人區別，在用人上，晉商和徽商的相似之處都是用熟人。其中的差別是：晉商用鄉人而不用親屬，稱為避親；而徽商則習慣於用親屬。晉商企業用人只能從鄉人中擇優保薦，財東與掌櫃既不能薦用自己的親戚，更不能薦用“三爺”，即少爺、姑爺、舅爺。晉商此舉，既有利於企業管理，也表達了財東造福鄉里之意。徽商為了規避用親的風險，一般會通過大修宗祠，用朱熹理學所倡導的尊卑有序的宗族力量來強化對企業內部族眾的規範和控制。

四、經營方式，晉商和徽商都是背井離鄉，跨地區經營的商幫，但晉商常常隻身外出“闖西口”，一去數年，待賺了錢才回家；而徽商則往往舉家外遷，聚族經營。這與徽州人祖先早年為避戰亂，具有遷徙傳統有關。而晉商則安土重遷，且很少有外出經商帶家眷的習慣。賺了錢，就回家鄉買田造房，以光宗耀祖，這也是晉商和徽商的共同特點，但在宅院具體的建造上，兩者則存在很大差別。由於晉商位居山西，氣候乾燥，建築風格上集中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的特點。再加上山西人少地多，宅院普遍比較寬敞，如祁縣喬家大院，佔地面積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為全封閉式磚牆，是一座城堡式建築。徽商位居江南，人多地少，宅院面積遠遠比不上晉商，如黟縣巨集村汪氏承志堂，為徽商大型民宅，佔地面積僅2800平方米而已。在建築風格上，徽商注重樸素淡雅的建築色調，別具一格的山牆造型，緊湊通融的天井庭院，幽深寧靜的街坊水巷，是徽式民居的特色。

五、代表人物，胡雪巖：徽商代表人物。安徽績溪人，清末大資本家。清代紅頂商人，白手起家。初年在杭州設銀號，經營官庫銀務。1861年，從上海運軍火糧米給被困杭州的清軍，被太平軍擊退。次年又為清軍勾結法國侵略者組織常捷軍。1868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併為左宗棠辦理採運事務、籌集軍餉和訂購軍火，代借內外債共一千二百五十餘萬兩。他依仗湘軍勢力，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在杭州設慶餘堂藥店，並且經營出口絲業。1884年，受洋商排擠破產。他懷著一顆愛國之心，協助左宗棠興辦洋務，以圖強國;懷著一顆仁厚之心，開辦胡慶餘堂，以圖濟世救人。終其一生，他以仁、義經商，對當今的商人仍有借鑑意義。但他生活荒淫無度，又不諳政界之道，終於成為鬥爭的犧牲品，最終錢財散盡，黯然離世。      喬致庸：晉商代表人物。人如其名，他待人隨和。喬致庸精於計謀，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晉商和徽商產生的歷史地理背景有什麼不同？(詳細)

1、時間不同：

開中鹽法使晉商獲得了第一桶金的機會。明初最大的安全問題是來自蒙古的軍事壓力。意味著軍隊的後勤供給方面存在很大財政壓力。山西行省的一個參政向朱元璋建議可以鼓勵商人組織軍需糧草運到邊鎮，根據提供的糧草數量從換取“鹽引”，即銷售食鹽的專賣權。

徽商的崛起晚於晉商50年左右。徽商非常重視功名和儒學，官場上的安徽人很多。所以，實行總商制和折色制以後，徽商就開始捷足先登。

2、尊崇不同：

晉商崇拜關羽，徽商崇拜朱熹。朱熹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重視科舉和功名，強調條件允許的話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參加科舉考試。徽商是亦儒亦商；而晉商不重視科舉，學而優則商。

3、管理模式不同：

晉商，藉助地緣、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之上，依靠股權激勵和嚴格的規章制度。而徽商是以血緣網路為主的商人群體，主要依託宗法關係。晉商的組織結構通常包括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計、僱工、學徒等層次。徽商更多的是利用宗族和地位來激勵和約束員工。

早期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

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晉州、潞州、澤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晉商與徽商產生歷史地理背景有什麼不同？

徽商是在宋朝興起，晉商是在清朝，安徽是南方山西算是北方了，從事的商業內容也不同，徽商是從事文具、紡織品。晉商是百貨，票號，錢莊。

晉商和徽商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

徽商，即徽州商人，舊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又稱

“新安商人”，俗稱“徽幫”。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績溪縣及江西婺源縣。徽商是中國十大商幫之一，鼎盛時期徽商曾經佔有全國總資產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贏得了“徽駱駝”的美稱。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後期，隨著封建經濟的瓦解，徽商逐漸衰亡。

明清時期的晉商徽商有什麼區別？（各個方面都可以說）

晉商、徽商在起因、興衰時間上略有不同。晉商興起於明初，即14世紀中葉，因北方邊塞大 量駐軍，明王朝實施“開中法”而興起。所謂開中法，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王朝付商人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由於鹽是專賣品，獲利頗豐。晉商抓住時機，以地緣優勢，借“開中法”捷足先登而興。徽商則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開中法”法行弊隨，改“開中”為“折色”，商人以銀兩換取鹽引後販鹽，徽商以地緣近兩淮鹽場集散地——揚州，在兩淮大顯身手，而興起於商界。晉商衰敗於清末，隨清王朝之滅亡而衰敗。徽商之衰落則是從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實行鹽法改革，將“綱鹽制”改為“票鹽制”，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業的壟斷後，從此走上了衰落之路。當然，晉商、徽商之衰敗還有別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為始發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這樣計之，晉商大約從明初到清末活躍商界500餘年，徽商從明中葉到清道光年間活躍商界近300年。

晉商在道光初年，適應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創立了山西票號，曾一度執金融界牛耳，並首創我國在海外（俄羅斯、日本、韓國）開辦銀行之先河。徽商卻在道光後未將資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遺憾！

在文化理念上，晉商突出尊奉鄉人關公，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公廟宇。有些地方的晉商甚至是先建關帝廟，後建會館。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把關公文化作為他們的倫理取向，以致關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鄉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朱僖主張“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語類》13《類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規”，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禮”，就是到了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僖。如蘇州的徽州會館“殿東啟別院士，奉紫陽朱文公”，漢口新安會館、景德鎮新安會館、吳江盛澤鎮徽寧會館等都“奉朱子入祠”，他們把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因而，理學觀念在徽商中影響極大。徽商“賈而好儒”、“左儒右賈”，把業儒看得高於服賈，尤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清代僅歙縣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計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內閣學士15人、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傳臚5人、會元3人、解元13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整個徽州就更可觀了。晉商也有重視儒學的一面，在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響下，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晉商的影響下，山西民風出現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應該說，這是一種社會進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皇帝硃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最下者方令讀書”。（《明清晉商資料選編》）清末舉人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退想齋日記》）清代科舉有狀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後列第三，有狀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舉中卻無一狀元。不過，山西另有5位武狀元。這恐怕與山西曆來多戰場，業商人中也有不少習武之人，加之商品販運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鏢行、鏢師，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發祥于山西太谷縣，大有關係。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經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儀業鹽，“諸昆弟子姓十餘曹，皆愛賈，凡出入必公決然後行”。（《太函集》卷1）休寧商人汪福克“賈鹽於江淮間，艘至千隻，率子弟往來，如履平地。”（《休寧西門汪氏宗譜》卷6）由於族人經商者眾，為增強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過宗族的尊卑長幼加強對族眾的控制。晉商人員的組成則以鄉人為主，其用人主張：一避親用鄉；二從鄉人中擇優保薦；三從鄉人中破格提拔。避親，即用人中迴避戚族，包括財東與掌櫃也不能薦用自己的親戚，所謂不用三爺（少爺、姑爺、舅爺）。用鄉，即錄用本鄉本土之人。從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還有加深鄉人間親情維繫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財東恩賜鄉里之意。另一方面，員工的鄉土觀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所謂“同事貴同鄉，同鄉貴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鄉間最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徽商舉族遷徙到同一客地、從事同一行業的現象較多，徽州績溪人胡適說：“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創，他鄉無之。”（《績溪縣誌館第一報告書》引自張海鵬、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學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縣弘村汪氏，明萬曆年初82世鹽商汪元臺舉族遷徙到浙江杭州。歙縣黃崗汪氏，明永樂時舉家遷居湖北漢口，後又分流到襄陽、太原、重慶。（《徽州汪氏的移動和商業活動》，《中國社會和文化》第8號）這種舉家遷徙的現象，在晉商中不能說沒有，但不甚普遍。比較集中的遷徙是明中葉開中納粟改為納銀後，有部分晉商家族遷到了揚州，如清初大學者閻若璩之祖先輩，就是此時由山西遷到了揚州。此後，舉家遷徙現象就不多了。這時的晉商外出經商皆不帶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晉商的宅院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建築的風格。晉商住地山西，氣候較乾燥，人少土地相對較多，因而所建宅院較徽商宅院寬敞多矣。如祁縣喬家大院，佔地面積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為全封閉式磚牆壁，上有女牆、城牆垛口、更樓、眺閣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築。祁縣渠家大院佔地面積4600平方米，共18個四合院，自成體系，又互相連線，形成院套院、門通門的格局。大院外觀為城堡式，牆高10餘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祿、壽、喜”四座院落組成，現存“壽”字院佔地面積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佔地面積200多畝，在車輞村整整佔了南北、東西兩條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於住宅內部的裝修雕刻和室內陳設，許多專家考察後總結其特點為：樸素淡雅的建築色調，別具一格的山牆造型，緊湊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變的樑架結構，精緻優美的雕刻裝飾，古樸雅緻的室內陳設。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講究依山臨水的自然佈局，錯落有致的空間變化，幽深寧靜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畫的村頭裝點。徽商民居以規模和院落面積來說則難以與晉商民宅相比擬，如巨集村汪氏承志堂，為徽商中大型民宅，佔地面積2800平方米。餘三立堂為600平方米、樂賢堂為411平方米、樹人堂為266平方米，西遞村徽商胡氏敬愛堂佔地面積1800平方米。要之，晉商民宅儘管也有精緻的一面，但巨集偉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則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綠、精緻優美。

晉商和徽商出現的時間一樣嗎？什麼時候？他們有何異同？

至於異同點：[轉]

“晉商、徽商之相異處

晉商、徽商在起因、興衰時間上略有不同。晉商興起於明初，即14世紀中葉，因北方邊塞大 量駐軍，明王朝實施“開中法”而興起。所謂開中法，即商人輸糧供邊塞軍士食用，王朝付商人鹽引，商人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和指定地區販鹽，由於鹽是專賣品，獲利頗豐。晉商抓住時機，以地緣優勢，借“開中法”捷足先登而興。徽商則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開中法”法行弊隨，改“開中”為“折色”，商人以銀兩換取鹽引後販鹽，徽商以地緣近兩淮鹽場集散地——揚州，在兩淮大顯身手，而興起於商界。晉商衰敗於清末，隨清王朝之滅亡而衰敗。徽商之衰落則是從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實行鹽法改革，將“綱鹽制”改為“票鹽制”，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業的壟斷後，從此走上了衰落之路。當然，晉商、徽商之衰敗還有別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為始發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這樣計之，晉商大約從明初到清末活躍商界500餘年，徽商從明中葉到清道光年間活躍商界近300年。

晉商在道光初年，適應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創立了山西票號，曾一度執金融界牛耳，並首創我國在海外開辦銀行之先河。徽商卻在道光後未將資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遺憾！

在文化理念上，晉商突出尊奉鄉人關公，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公廟宇。有些地方的晉商甚至是先建關帝廟，後建會館。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把關公文化作為他們的倫理取向，以致關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鄉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朱僖主張“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語類》13《類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規”，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禮”，就是到了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僖。如蘇州的徽州會館“殿東啟別院士，奉紫陽朱文公”，漢口新安會館、景德鎮新安會館、吳江盛澤鎮徽寧會館等都“奉朱子入祠”，他們把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因而，理學觀念在徽商中影響極大。徽商“賈而好儒”、“左儒右賈”，把業儒看得高於服賈，尤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清代僅歙縣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計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內閣學士15人、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傳臚5人、會元3人、解元13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整個徽州就更可觀了。晉商也有重視儒學的一面，在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響下，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晉商的影響下，山西民風出現了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即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應該說，這是一種社會進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皇帝硃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最下者方令讀書”。（《明清晉商資料選編》）清末舉人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退想齋日記》）清代科舉有狀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後列第三，有狀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舉中卻無一狀元。不過，山西另有5位武狀元。這恐怕與山西曆來多戰場，業商人中也有不少習武之人，加之商品販運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鏢行、鏢師，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發祥于山西太谷縣，大有關係。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經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儀業鹽，“諸昆弟子姓十餘曹，皆愛賈，凡出入必公決然後行”。（《太函集》卷1）休寧商人汪福克“賈鹽於江淮間，艘至千隻，率子弟往來，如履平地。”（《休寧西門汪氏宗譜》卷6）由於族人經商者眾，為增強凝聚力，徽商便大修宗祠，以通過宗族的尊卑長幼加強對族眾的控制。晉商人員的組成則以鄉人為主，其用人主張：一避親用鄉；二從鄉人中擇優保薦；三從鄉人中破格提拔。避親，即用人中迴避戚族，包括財東與掌櫃也不能薦用自己的親戚，所謂不用三爺（少爺、姑爺、舅爺）。用鄉，即錄用本鄉本土之人。從表象上看，似有排斥外省人才的一面；但還有加深鄉人間親情維繫的一面。一方面，有表示財東恩賜鄉里之意。另一方面，員工的鄉土觀念和感恩思想也增強了企業的凝聚力，所謂“同事貴同鄉，同鄉貴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此外，同鄉間最為知根底，家眷在原籍“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徽商舉族遷徙到同一客地、從事同一行業的現象較多，徽州績溪人胡適說：“通州自是仁里程家所創，他鄉無之。”（《績溪縣誌館第一報告書》引自張海鵬、唐力行《明清徽商心理研究》）日本學者臼井佐知之指出：黟縣弘村汪氏，明萬曆年初82世鹽商汪元臺舉族遷徙到浙江杭州。歙縣黃崗汪氏，明永樂時舉家遷居湖北漢口，後又分流到襄陽、太原、重慶。（《徽州汪氏的移動和商業活動》，《中國社會和文化》第8號）這種舉家遷徙的現象，在晉商中不能說沒有，但不甚普遍。比較集中的遷徙是明中葉開中納粟改為納銀後，有部分晉商家族遷到了揚州，如清初大學者閻若璩之祖先輩，就是此時由山西遷到了揚州。此後，舉家遷徙現象就不多了。這時的晉商外出經商皆不帶家眷，而把家眷留在原籍。正如清人紀昀所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後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卷23）

在宅院建造上，明清晉商的宅院比較集中地體現了我國北方民居建築的風格。晉商住地山西，氣候較乾燥，人少土地相對較多，因而所建宅院較徽商宅院寬敞多矣。如祁縣喬家大院，佔地面積8724平方米，大院四周為全封閉式磚牆壁，上有女牆、城牆垛口、更樓、眺閣等，是一座城堡式建築。祁縣渠家大院佔地面積4600平方米，共18個四合院，自成體系，又互相連線，形成院套院、門通門的格局。大院外觀為城堡式，牆高10餘米。太谷曹家大院原由“福、祿、壽、喜”四座院落組成，現存“壽”字院佔地面積6500平方米。榆次常家大院佔地面積200多畝，在車輞村整整佔了南北、東西兩條大街。徽商民居更注重於住宅內部的裝修雕刻和室內陳設，許多專家考察後總結其特點為：樸素淡雅的建築色調，別具一格的山牆造型，緊湊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變的樑架結構，精緻優美的雕刻裝飾，古樸雅緻的室內陳設。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講究依山臨水的自然佈局，錯落有致的空間變化，幽深寧靜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畫的村頭裝點。徽商民居以規模和院落面積來說則難以與晉商民宅相比擬，如巨集村汪氏承志堂，為徽商中大型民宅，佔地面積2800平方米。餘三立堂為600平方米、樂賢堂為411平方米、樹人堂為266平方米，西遞村徽商胡氏敬愛堂佔地面積1800平方米。要之，晉商民宅儘管也有精緻的一面，但巨集偉是其一大特色；徽商民宅則為南方特色的重水、重綠、精緻優美。此外，晉商“儉”而徽商“奢”，以及晉商、徽商在飲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處，這裡就不贅述了。

晉商、徽商之相同處

習俗首先，晉商、徽商均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封建國家的賦役制度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自金銀花的徵收到一條鞭法的推行，賦稅折徵貨幣的部分日益增加。賦稅折銀的結果，刺激了生產，大大促進了長途販運貿易的發展。入清以後，隨著國家的統一，社會局面的相對穩定，歷經康雍乾三朝盛世，商品生產總體水平大大超過明代，水陸驛站幹道的迅速擴充套件，從而為晉商、徽商的興起創造了條件。

其次，晉商、徽商都有著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點。中國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兵、道諸家文化的良性影響，創出具有傳統文化的貨殖文化，這一文化在明清晉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體現出來，反映了傳統文化對商人經營理念的價值導向作用。

再次，晉商、徽商都與封建勢力有著結托關係，商業勢力消長受到勢力的影響。明清時期是封建主義的一統天下，封建主義的觸角伸向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依附、逢迎和仰攀是晉商、徽商對封建勢力所持的基本態度。而封建勢力既在一定程度上維護晉商、徽商的利益，又未放鬆對晉商、徽商的敲詐勒索。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商人經濟地位動搖和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與封建社會同枯共衰的命運。（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複次，晉商、徽商都對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晉商、徽商在商業活動中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突破區域性界限，進行長距離販運，從而促進了各地區間的聯絡，擴大了國內外貿易市場。晉商推動了包頭、西寧、張家口、平遙、祁縣、太谷等城鎮的興起，而徽商則有“無徽不成鎮”之說。晉商不僅對商業、金融經營管理形成了經營文化，而且促進了社會文化的發展，如山西地方戲曲的繁榮，社火活動的開展，古籍文物的收藏，武術活動的推廣，飲食、茶葉文化和珠算、會計、醫藥文化的推動，以及民風、民俗的變化等。徽商則對教育、書畫、經學、理學、醫學、園林等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並形成了著名的徽州文化。 ”

徽商和晉商哪個的文化更深厚，影響力更大

如果但從商幫地理範圍看，晉商要比徽商影響更大，範圍更廣。在發展史上，徽商發跡早於晉商。各有所長，看你如何理解，明清時代，最為繁盛者當屬徽商和晉商。

商幫地理範圍不同。徽商實際上僅指徽州商人，也就是安徽的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並非有些人所謂的安徽商人皆屬於徽商行列這種說法。徽州之外的安徽商人在當時是被稱作皖商，實力上遠不及徽商，二者也沒有從屬關係。而晉商則不同，晉商泛指整個山西的商戶，均可歸於晉商之列。

發展史的不同。徽商發跡早於晉商，徽商在明朝中後期便已經形成規模，開始步入鼎盛期，而且持續到清朝，長盛不衰。晉商真正發跡起來已經是清朝了，到了清朝中期才開始繁盛。所以說，二者相比，徽商可以算作前輩了。

招賢納士的不同。晉商在選擇商號經理人的時候，著重於考察經理人對局勢的把握能力，和商戰的權謀能力，晉商的商戶東家們對經理人都是全權委託的，故而格外看重經理人的膽識和創造力。徽商則不同，徽商的東家們更為看重的是經理人的理財能力，對備選人的財務管理能力要求甚高。

信奉物件的不同，也可以說信念的不同。晉商多尊奉鄉人關公，而在徽商眼中，理學大家朱熹更值得尊奉。

家教的不同。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徽商則完全相反，敬重儒學，徽商商戶家中的子弟，自幼便進學堂學習四書五經，將科舉考試作為頭等大事。

經營業務的不同。晉商中的大戶基本上都是靠販鹽起家的，後來資本積累起來後開始涉足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等業務。晉商形成規模後開始將票號生意作為主打；徽商主要經營錢莊，也經營鹽，木材，絲綢等業務。

晉商於徽商對比？

徽商和晉商是明清時期稱霸商界的兩個勢均力敵的龍頭老大！但是，由於徽商地理位置靠近富庶的江南地區，尤其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是中華最為富饒的地方.

但是在明清之前，江南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是晉商稱霸天下！

唐宋以後，由於經濟中心的南移，使徽州地區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到了明清時期，徽州經濟和文化發展達到了歷史最為輝煌的時期。

徽商之所以能這麼成功，自然與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等因素有關。由於戰亂，中原大族大批遷入徽州後，將中原傳統文化也帶來了，他們遷入後，聚族而居，依然儲存著誦說詩書、崇尚禮義的風氣，並傳給子孫後代，使中原文明在徽州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不斷髮展。徽州是程頤、程顥和朱熹的故鄉，被視為“道學淵源”的發源地。程朱理學在徽州的影響甚為深遠。朱熹所創新的理學是對前代儒學的修正和發展，被元明清統治者定為正統，使程朱理學成為當時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在徽州一帶更是廣為流傳，徽州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商在倫理上以程朱理學為依歸，堅持“官本位”的價值觀。但是真正能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以光宗耀祖的人還是少之又少，而且徽州地理環境是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在參加科舉考試失敗後不得不棄儒經商，所以他們在經濟上以王學的說教為本，王學提出“四民異業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企圖打破傳統的“榮宦遊而恥工賈”的價值觀。使徽商或由儒業賈，或先賈后儒，或亦賈亦儒形成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在商業經營中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指導他們的經營活動。

而明清徽商把儒與商結合地淋漓盡致！理學大師朱熹的故鄉就是在徽州！

儒商的本質特徵是：儒與商的結合和義與利的結合的統一。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就是儒商特別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所以，徽商相對於中原的晉商來說，多了一份朱熹理學的文人情懷，少了幾分粗獷！

徽商和晉商為例說明何為儒商

徽商和晉商是明清時代對中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大商幫。現在許多電視劇都在講他們的故事，許多人都在研究他們的經營之道、管理制度、興衰歷史。而在我看來，他們之間的最大區別是文化淵源，徽商重儒，晉商尚武。

徽商尊奉鄉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禮”，而且到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僖，他們把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因而，理學觀念在徽商中影響極大。徽商“賈而好儒”、“左儒右賈”，把業儒看得高於服賈，尤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清代僅歙縣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計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內閣學士15人、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傳臚5人、會元3人、解元13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整個徽州就更可觀了。

與徽商幾乎同時崛起於明清時期的晉商尊奉的則是山西人關公。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公廟宇。有些地方的晉商甚至是先建關帝廟，後建會館。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把關公文化作為他們的倫理取向，以致關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晉商獲取的巨大財富，對整個山西民風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影響，出現了一種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的現象。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皇帝硃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最下者方令讀書”。清末舉人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

作為結果整個清代科舉有狀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後列第三，有狀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舉中卻無一狀元。不過，山西另有5位武狀元。這恐怕與山西曆來多戰場，商人中也有不少習武之人，加之商品販運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鏢行、鏢師，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發祥于山西太谷縣，大有關係。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下結論：徽商重儒，晉商尚武。

中國的儒商現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思想意識形態，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體，對社會生活發生了支配作用，而影響甚至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在先秦時代不過是諸子學派之一，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才被定為一尊。此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發這程中，儒家學說雖然也經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戰衝擊，形成了魏晉隋唐時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學說仍然不失為歷朝治國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學在與佛道二教的論爭、融合與會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與思辨精神，開創了宋明理學的新局面。儒家思想進一步發展成熟，成為官方哲學。經過統治階級的強化與長期薰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和民族性格。業儒，成為讀書士子進入官場的本途徑，於是，崇儒成為濃厚的文化氛圍，社會儒化心理自然成為時尚的追求。

自漢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將、儒相、儒醫等概念相繼出現，這些概念不僅標明身份，而且不無矜誇的意味。《漢書.匡張孔馬傳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官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江淹《孫x墓銘》讚揚他“體兼遷、雲，學備儒史”。蘇軾有詩盛稱儒將之興：“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劉因《張燕公讀書堂》也說：“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促。”洪邁《夷堅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謝與權，世為儒醫。”這期間，惟獨儒商的概念出現最晚，不僅清康熙時所編纂的類書《佩文韻府》中未收此辭條，《辭源》《辭海》中也未曾收錄。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儒家學說，長期以來堅持以“足食之本在農”、地方官“以勸農為職”，並不把商業看成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商人的社會中的地位一直極為低下，儒人學士既不屑為之，也就難以載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說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國商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城市人口劇增，經濟者推行一條鞭法，把田賦、銀差、力差及各種土貢、徭役等都折成銀兩徵收，近使生產者不得不出售部分農產品以獲得貨幣來交納賦稅，這就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中化的發展，農業的自給經濟逐步向商品經濟過渡，商品經濟的加速發展又帶來了觀念的變化。嘉靖、萬曆期間，張居正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對傳統的重農抑商便提出了否定意見，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把商業發展擺到了與農業並駕齊驅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更進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在這種時代條件和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商業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個時代條件下應運而興的。

徽州自古以來，山多田少，土地瘠薄，農業收入不足以自給，只好轉而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稱徽州”鹹有溪山之勝，然嶺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湍悍，，少瀦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所以顧炎武說：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是迫使徽州量外出經商謀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僅是貧無立錐的農民，義無反顧地外出經商；就是一些家有資產的富戶或士大夫之家，也發現經商致富的迅捷，而對投資經商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林西仲說：在徽州，“民有資產者，多商於外，其在籍之人，強半無立錐”。歸有光也說：徽州地區“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可見，徽人經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風俗、濡染積習所然。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貧瘠的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培養了勤勞儉樸的品格。長期的經商，使他們獲得了豐富的經商經驗。而朱文公闕里的文化薰陶，更為他們商業的成功提供了堅實的文化素養，使他們在選擇經營地點，確立經營方向，尤其是權衡經營利弊，形成商業信譽等方面，表現出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江中下游，其東北達於金陵、揚州等商業、鹽業極為發達的城市，其西與瓷都 景德鎮接壤，閩贛各地的茶葉、木材及瓷器，取給都很便利。其東連線蘇、杭太湖流域，紡織、絲綢極為發達。江南一帶的糧食、棉花、鐵礦可通過長江水路，銷往全國各地。徽州商從充分考慮和利用了優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賈，經營範圍廣及絲綢、棉花、染料、棉布、糧食、木材、食鹽、鐵器等多方面，而以“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其中又尢以當鋪為活躍，《嘉興縣誌》有載：“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每以質庫自潤”。明《神宗實錄》亦載：“徽商開當鋪遍於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僅如比，徽商還投資於手工業生產，開鐵礦、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載。如徽商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徽商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載，遍於吳、越、荊、樑、燕、魯、齊、豫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這些徽商，儘管遠離故土，易地經商，卻極善於經營之道，頗能運發心計。許仲元《夢異筆談》載新安汪氏經營布匹，“設益字號於吳閭，巧為居奇，密囑衣工，有以本號機失繳者，給銀二分，縫人貪得小利，遂群譽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們還廣泛蒐集商業情報，利用各種關係，謀求財利。萬曆年間，朝遷修乾清宮與刊寧宮，置皇家採辦於江南採購木材，徽商王天俊獲如此事，乃“廣挾金錢，依託勢要，鑽求*付，賈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木，稅三萬二千餘銀，虧國課五六萬兩”。因而在明中葉以後，徽商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資本積累起來越多，在全國各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謝肇*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之大賈，“藏鏹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也”。徽商與晉商，成為當時聞名中國的兩大商幫。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賈而好儒，具有比晉商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流行聲譽。

明清時期有五大商幫，各自有什麼特點？

商幫就是由地域關係形成的由許多商人自發的組成的一個商業集團，他們各自都擁有這巨大的財富，並且在所在的區域有著有著非常發達的商業對我國曆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明清時期形成了五大商幫，他們分別是晉商、徽商、浙商、魯商和粵商。雖然在不同的時期出現短時他們卻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著當時的全國經濟。

晉商，就是指山西的商人，主要是以鹽業、茶葉以及票號為主導的產業，其中又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幫隊分別負責不同的業務模組，其中駝幫主要從事一些對外的茶葉貿易。將中國的茶葉通過駝幫出口到俄羅斯和蒙古等。晉商還發明瞭票號，我國社會上對晉商有著很高的評價。晉商善於理財與義大利商人能夠相提並論。

徽商就是指徽州的商人，興盛在明代，主要的經營範圍在鹽、典當、茶和木材為主要，其次就是米、谷、絲綢、墨和瓷器等。徽商的人一直都崇尚商業的精神，與晉商一樣他們的商業精神就是愛國。進取、勤儉、風險和團隊精神等，不同的就是經營範圍。

浙商就是浙江籍的商人，不過都是以實業為主，明代時期我國早期資本主義萌發的地點就在浙江。浙江先後湖州商幫、紹興商幫、溫州商邦、台州商幫和義烏商幫等，這些商幫都是浙商的集團，浙商的特點就是和氣、共贏、敢闖、低調。

魯商就是指山東的商業群體他們的商業思想就是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得利的商業思想，魯商有著獨具特色的商業文化就是以酒會友。而粵商就是通過廣東商品流通的發展而興起的商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