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生平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生於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另說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作品

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鄭樵稱：“六經之後，唯有此作”。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貨殖思想

司馬遷《貨殖列傳》的開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終都被道家“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所籠罩。

開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接著是司馬遷自己的話：“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經》原文中“小國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幾句，並補入了“至治之極”四個字，由此可見司馬遷對《老子》這段話的重視，而緊接著引文而來的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觀點——“必用此為務”。

在這裡，司馬遷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話，實際上是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核心，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的這種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馬遷的至治理想堪與孔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相併論，區別在於後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進。王充在《論衡命祿》中引用“太史公曰”，進一步概括了司馬遷的“天道自然觀”思想。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兩漢時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馬遷。大家都知道司馬遷是一個偉大的史學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對天文星象精到造詣的專家。其實只要仔細讀其《史記》的《天官書》、《律書》、《曆書》，就可明白稱他為天文星家專家決非虛譽。

像司馬遷這樣博大精深的文學大師，絕對不會自劃範圍，限制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探索領域。古代的史官本來以星曆之事為其本職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學也不足為奇。不過司馬遷能用史學家的高贍遠矚的眼光，把星象學與歷史問題結合起來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學家皆望塵莫及的高明之處。司馬遷並沒用星象學去佔測具體的人事變異，而是用來總結歷史規律，這不能不說是他對星系學的創造性應用。

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遺業，完成《史記》及“推古天變”之任務，並明確表述為“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據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絡點天子衰微、諸候力政、五伯代興及到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盪，而總結出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三紀而大備的“大數”，最後才認為“天人之際續備”。這是司馬遷天文學之應用的最重要之範例，在整個星學歷史上佔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馬遷又總結了戰國以來的天文學的基本原則，表述如下（亦記載於《天官書》中）：“我仔細檢查史書的記裁，考察歷史上的事變，發現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現象。五星在逆行時，往往變得特別明亮。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執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週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資料。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徵著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週期，但其執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

早年經歷

西漢景、武年間（時間不詳），在黃河龍門的一個小康之家中，司馬遷出生了。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在漢文帝詔入慄米受爵位以實邊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慄米換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於徭役。

年幼的司馬遷在父親司馬談的指導下習字讀書，十歲時已能閱讀誦習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到京師長安任太史令一職，而司馬遷則留在龍門老家，身體力行，持續著耕讀放牧的生涯。

學遊天下

稍稍年長之後，司馬遷離開了龍門故鄉，來到京城長安父親的身邊。此時司馬遷已學有小成，司馬談便指示司馬遷遍訪河山去搜集遺聞古事，網羅放失舊聞。司馬遷在二十歲時開始遊歷天下，他從京師長安出發東南行，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疑。窺九疑後北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弔，越洞庭，出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展轉到錢塘。上會稽，探禹穴。還吳遊觀春申君宮室。上姑蘇，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至臨淄、曲阜，考察了齊魯地區文化，觀孔子留下的遺風，受困於鄱、薛、彭城，然後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歷史人物故鄉，楚漢相爭的戰場，經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樑（今河南開封），回到長安時任太史令的父親司馬談身邊。

回朝為官

因為父親司馬談的緣故，司馬遷回京後得以仕為郎中。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馳義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蘭，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請入朝稱臣。漢軍又誅邛君，殺笮侯，冉震恐，請臣置吏。隨後漢武帝在西南夷設定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時正隨漢武帝東行巡幸緱氏的司馬遷在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後，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籌劃新郡的建設。隨後又撫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父授遺命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漢武帝東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作為參與制定封禪禮儀官員的司馬談卻因病留滯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繼續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憤懣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馬遷在完成任務後立即趕往泰山參加封禪大典，行到洛陽卻見到了命垂旦夕的父親。

彌留之際的司馬談對司馬遷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裹嗎？你繼為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不得從行，這是命中註定的啊！我死以後，你一定會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況且孝，是從侍奉雙親開始的，中間經過事奉君主，最終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揚名於後世，光耀父母，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稱頌周公，是說他能夠歌頌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召的遣風，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劉的功業，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落，禮樂損壞，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文獻典籍，振興被廢棄了的王道和禮樂。整理《詩》、《書》，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學者們仍以此為法則。從魯哀公獲麟到現在四百多年了，其間由於諸侯兼併混戰，史書丟散、記載中斷。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賢明的君主，忠義的臣子的事蹟，我作為太史而不予評論記載，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對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記在心裡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淚說：“小子雖然不聰敏，但是一定把父親編纂歷史的計劃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賢

因為在長安任職，又縫“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的漢武盛世，司馬遷得以結識匯聚於長安的天下賢能之士。包括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或為公孫弘），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樑人壺遂，杜陵蘇建等。然而，對司馬遷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董仲舒與孔安國。

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討論文學之時曾說過：“我聽董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採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主要為：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準。因孔安國為孔子後人，家中有當世失逸的《古文尚書》十餘篇，併兼通今古文學。故而司馬遷亦嘗就《古文尚書》問故於孔安國，學習古文經學的故訓，以及別擇古文資料的古文學，掌握考信歷史的方法。而《古文尚書》作為整個古文學的核心，司馬遷寫上古三代史亦從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馬遷曾在《史記·孔子世家》給給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讚揚。其亦吸收孔子學說和六藝經傳的精華，效法孔子精神，繼《春秋》作《史記》，完成一代大典。

討論改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朝自建立以來已經102年了。漢室建立之初，諸事草創，大部分都沿襲了秦朝的製作。曆法則採用了較為貼近的《顓頊歷》。儘管如此，《顓頊歷》對朔、晦的計算亦與實際情況相異。於是時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和大中大夫公孫卿以及壺遂等人向漢武帝進言說：“《顓頊歷》已經不適合現·在的情況了，因該重新定製曆法。”。而御史大夫兒寬恰好懂得經學，漢武帝便命令兒寬去與眾博士商議修改曆法等事情。並於同年，命令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討論定製《漢歷》。

遭受腐刑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讓李陵為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護送輜重。李陵謝絕，並自請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以寡擊眾，武帝讚賞李陵的勇氣並答應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單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卻越聚越多，糧盡矢絕之後，李陵最終降敵。武帝憤怒，群臣皆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然而，隨著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之後，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馬遷也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

面對大辟之刑，慕義而死，雖名節可保，然書未成，名未立，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之死無異。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洩憤懣而作。 終於，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毅然選擇了以腐刑贖身死。至此，司馬遷揹負著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對極刑而無怯色。在堅忍與屈辱中，完成那個屬於太史公的使命。

史記得傳

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劉弗陵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著的並且深愛著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鉅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一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寫的《史記》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史記》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完成的史學鉅著《史記》，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他被後人稱為“歷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史書，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學名著，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青少年時期的司馬遷是在家鄉度過的，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遊歷。後來，回到長安，作了郎中。他曾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遊，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裡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

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主持史書的編寫工作，監管國家典籍，另外天文曆法也是其職責，類似欽天監），司馬談學問淵博，曾“學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在父親司馬談死後，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曆”。同年開始繼承其父對《史記》的編纂。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進攻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獲罪被捕，被判宮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報任安書》）為了完成父親遺願，司馬遷含垢忍辱忍受“宮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於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