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夢陽生平

李夢陽（1472-1530)，字獻吉，號空同，漢族，慶陽府安化縣(今甘肅省慶城縣)人，遷居開封，工書法，得顏真卿筆法，精於古文詞，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強調復古，《自書詩》師法顏真卿，結體方整嚴謹，不拘泥規矩法度，學卷氣濃厚。明代中期文學家，復古派前七子的領袖人物。

李夢陽創作的樂府和古詩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且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朝飲馬送陳子出塞》揭露了明朝軍隊的腐敗："萬里黃塵哭震天，城門晝閉無人戰"；還描寫了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今年下令修築邊,丁夫半死長城前。"筆力頗為蒼勁沉重。《君馬黃》刻畫宦官的驕橫，也栩栩如生。坐車的宦官由於"前徑狹以斜，曲捲不容車"，竟然下令拆房毀屋，於是"大兵拆屋樑，中兵搖楣櫨，小兵無所為，張勢罵蠻奴"，暴露了封建統治集團的罪惡。《空城雀》通過對群雀啄麥、坐享其成的描繪，表示了對既無利彈、又蔑網羅的貧苦"翁嫗"的同情，很有深意。《玄明宮行》鋪敘了宦官住地的盛衰，抨擊了他們的窮奢極欲，更嘲諷了這些傢伙頃刻煙消雲滅的可悲下場。

李夢陽的樂府、歌行在藝術上有相當成就。他善於結構、章法，如《林良畫兩角鷹歌》從畫說到獵、從獵生髮議論，後畫獵雙收,很見功力。但時有雕鑿之痕,並未臻於自然流轉的神境。另有部分樂府模擬嚴重，不足取。除樂府、歌行之外，李夢陽的七律也有特色。他專宗杜甫，七律多氣象闊大之辭。如《臺寺夏日》對臺寺的描繪,很有磅礴飛動的氣勢,並蘊藏著鑑古知今的情思。他創作七律，也能注意開闔變化。王維禎認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但也應看到，李夢陽的七律並非全是雄渾健拔之作，還有少數興象飄逸、風味盎然的詩篇。如《舟次》"貪數岸花杯不記，已衝風雨□猶牽"，《春暮》"荷因有暑先擎蓋，柳為無寒漸脫綿"，用詞精警而自然，情趣橫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種風致。著有《空同集》66卷。

早年經歷

明成化八年十二月七日（1473年1月5日），李夢陽出生於甘肅慶陽，自幼家貧，10歲時舉家隨父還歸故里，故《登科錄》直書李夢陽為河南扶溝人。父時任封丘周王府教授，頗受溫和王信賴，李夢陽也深得器重，“入飽出嬉”，學業長進。

得罪權貴

弘治六年（1493），李夢陽登癸丑科鄉試解元，弘治七年（1494）登甲寅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時，即對當時外戚建昌侯侯張延齡怙寵橫甚，人莫敢問的囂張氣焰深惡痛絕。他不畏權勢，直言上書，寫了有名的《應詔指陳疏》，直陳時弊的“二病、三害、六漸”，大膽地揭發了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奪人田土，拆人房屋，虜人子女，要截商貨，佔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等罪行，因此引來殺身之禍。壽寧侯懷著對他的刻骨仇恨，於帝前對其百般陷害，將其解職問罪，嚴刑拷打，諸貴戚亦並急欲殺害李夢陽而後快，後因皇帝不許，李夢陽才得官復原職。

幾經沉浮

弘治十八年（1505），李夢陽進郎中，時明武宗（即正德皇帝）初立，宦官劉瑾等“八虎”使皇帝萬機漸廢，諸大臣上書皆不能上達，他又毅然為戶部尚書韓文寫疏揭發劉瑾，幾成殺身之罪。先是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劉瑾假傳旨貶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掌管出納檔案），並勒令其退職回家，後劉瑾又羅織罪名，使李夢陽入獄。多虧康海力求，才使李夢陽免死。

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李夢陽被平反，官復原職，升為江西按司提學副使。後又因其得罪人太多，最後以李夢陽“欺壓同列、挾制上官”之罪讓其居家住閒。

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謀反被誅，原銜恨之人趁機揭發李夢陽是其同黨，又將李夢陽逮捕入獄。多虧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等人上書力陳李夢陽無罪，才使他得以獲釋。

終不復仕

嘉靖帝即位後，諸大臣雖對李夢陽相繼屢薦，終因幾十年風雨的世宦生涯，使李夢陽看透了世間之險惡，竟不為官。他治園池，招賓客，飲酒著述，名馳海內。嘉靖八年十二月三十日（1530年1月28日），李夢陽卒，時年五十八歲。隆慶初年，諡景文。 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明朝文學家。祖籍河南扶溝，慶陽(今屬甘肅)人。身為明朝文“前七子”之一，與何景明並稱文壇領袖。曾祖父贅於王氏，父恢復李姓。弘治六年(1493)舉陝西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因連喪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戶部主事，後遷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彈劾“勢如翼虎”的張鶴齡，被囚於錦衣獄，不久宥出，罰俸三個月。出獄後，途遇張鶴齡，李夢陽揚馬鞭打落其兩齒，可見他嫉惡如仇的強硬態度。郭卓茂稱李夢陽為：“有明一代中國文壇上膽大包天的詩人”。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書韓文寫彈劾劉瑾奏章，被謫山西布政司經歷，不久又因他事下獄，賴康海說情得釋。劉瑾敗，復起任原官，遷江西提學副使。後因替朱宸濠寫《陽春書院記》而削籍。 李夢陽鑑於當時臺閣體詩文存在“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決心倡導復古以救其痿痺,確有一定進步作用。他認為“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缶音序》)；同時也鄙棄中晚唐詩,認為“至元、 白、 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鬥押，累累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與徐氏論文書》）。主張古詩學魏晉，近體學盛唐。他的主張影響甚大。《明史·文苑傳》說他與何景明“倡導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夢陽過於強調格調、法式，未能很好地從復古中求創新。尤其在他與何景明的辯論中，意氣用事，論點更趨偏激，導致刻意古節、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襲剽剝的道路，反而扼殺詩歌創作的生機。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詩集自序》裡，承認“真詩乃在民間”，而自己的詩是情寡詞工，並非真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