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史記的13年司馬遷怎麼樣度過 為了寫巜史記》司馬遷怎麼樣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共經過十六年。

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

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家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1、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

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

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

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

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

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

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

他既稱讚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

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

對於一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

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馬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讚賞。他當年遊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弔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

這次憑弔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醜惡行徑。

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蹟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裡，讚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

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讚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遊俠。

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隻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讚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

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蹟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醜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一共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

司馬遷是西漢的一位傑出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所撰寫的《史記》，是我國古代一部最優秀的史學著作，文學水平也極高。那麼，司馬遷為什麼要寫《史記》？一般認為，有兩個原因：

一，為了歌頌漢王朝。司馬談在臨死時，曾對司馬遷說，作為一名史官，別忘了著書歌頌西漢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司馬遷自己也認為，對漢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將相大臣的功績，作為史官如果不能記載、宣揚，是“罪莫大焉”。司馬遷是西漢夏陽人（現陝西韓城縣）。生於公元前145年，死於公元前87年左右。從小受過良好教育，20歲時曾漫遊全國。後當官，雖只是一個小官郎中，但負責保衛、扈從皇帝，接近武帝機會比較多，並因此得到漢武帝賞識；以後接父親司馬談的班，充當太史令。太史令在當時是一箇中下級官吏，負責天文曆法，掌管、整理國家的圖書資料。官雖不大，作為一般士人，能有這個位子，已經相當滿足了。正因此緣故，司馬遷對漢武帝可以說是忠心耿耿，一心想通過拼命工作“親媚於主上”。司馬遷遭宮刑後，擔任中書令，相當於今天的機要祕書，天天在皇帝身旁。可見與漢武帝的關係非同一般。司馬遷以“古賢臣”要求自己，愛崗敬業，一直是“尊寵任職”。所以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建元”是漢武帝的年號。“隆在建元”就是說漢武帝的功德達到了西漢諸帝的最高峰。

二，為了宣揚儒家思想。《史記》全書130卷，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達漢武帝之時，前後約三千年，共52萬多字。司馬遷於公元前104年開始寫《史記》，花了十多年時間才完成。司馬遷說，他之所以要寫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為了探討歷代統治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藝，是指儒家經典。拾遺補藝，是指彌補儒家經典的不足之處。儒家經典發展到漢武帝時，數量龐大，內容煩瑣，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則，很難為一般人所吸收。司馬遷感到，如能繼承孔子著《春秋》的傳統，撰寫一部系統的通史，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就能更好地宣揚儒家思想，而彌補已有經典的不足。這是“拾遺補藝”實質所在。在宣揚儒家思想上，《史記》確實成為前無古人，獨具特色的“一家之言”。

應該看到，由於當時漢王朝處於上升時期，儒家思想是為鞏固這一王朝服務的，所以《史記》雖說是歌頌漢王朝，宣揚儒家思想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它的偉大，相反，這正是高度評價它的一個前提。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史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曆史學上的一座里程碑式史學鉅著；

2、司馬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前104），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歷》，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巨集願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

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史記》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也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