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糧1869

五斗糧1869是指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開始實行的一項農民賦稅制度。具體來說，每戶農民每年要納五斗稻穀作為稅收，這個數額相當於當時一年的口糧消耗量。這項賦稅制度的實施使得清朝政府能夠更好地控制農民的生產與消費，同時也使得農民們的生活壓力增加，促進了社會的不穩定。

值得一提的是，五斗糧賦稅制度並不是清朝獨有的，類似的賦稅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多次出現。例如在宋朝時期，就有類似五斗糧的“永樂歲賦”制度，在此後的明清時期，也有“苛捐雜稅”等類似的制度。這些賦稅制度一方面有助於政府調節國家經濟，但同時也加重了民眾的負擔，引發了多次社會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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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糧1869多少錢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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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開物是不是中國古代史的史料？

《天工開物》是中國古代科學著作。

《天工開物》由宋應星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丁丑)，共三卷十八篇，全書收錄了農業、手工業，諸如機械、磚瓦、陶瓷、硫磺、燭、紙、兵器、火藥、紡織、染色、製鹽、採煤、榨油等生產技術。

《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有人也稱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外國學者稱它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作者在書中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國科技史料中保留最為豐富的一部，它更多地著眼於手工業，反映了中國明代末年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生產力狀況。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國小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內容簡介】

《天工開物》記載了明朝中葉以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天工開物》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有人也稱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外國學者稱它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作者在書中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國科技史料中保留最為豐富的一部，它更多地著眼於手工業，反映了中國明代末年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生產狀況。

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18篇。並附有123幅插圖，描繪了130多項生產技術和工具的名稱、形狀、工序。書名取自《尚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繫辭》"開物成務"，作者說是"蓋人巧造成異物也"(《五金》)。全書按"貴五穀而賤金玉之義"(《序》)分為《乃粒》(穀物)、《乃服》(紡織)、《彰施》(染色)、《粹精》(穀物加工)、《作鹹》(製鹽)、《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鑄》、《舟車》、《錘煅》、《燔石》(煤石燒製)、《殺青》(造紙)、《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礦物顏料)、《麴櫱》(酒麴)和《珠玉》。

《天工開物》全書詳細敘述了各種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技術和工藝裝備，以及一些生產組織經驗。上卷記載了穀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蠶絲棉苧的紡織和染色技術，以及製鹽、製糖工藝。中卷內容包括磚瓦、陶瓷的製作，車船的建造，金屬的鑄鍛，煤炭、石灰、硫黃、白礬的開採和燒製，以及榨油、造紙方法等。下卷記述金屬礦物的開採和冶煉，兵器的製造，顏料、酒麴的生產，以及珠玉的採集加工等。

《天工開物》中分散體現了中國古代物理知識，如在提水工具(筒車、水灘、風車)、船舵、灌鋼、泥型鑄釜、失蠟鑄造、排除煤礦瓦斯方法、鹽井中的吸滷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許多力學、熱學等物理知識。在《五金》篇中，明確指出，鋅是一種新金屬，並且首次記載了它的冶煉方法。

《天工開物》中記錄了農民培育水稻、大麥新品種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氣候、栽培方法對作物品種變化的影響，又注意到不同品種蠶蛾雜交引起變異的情況，說明通過人為的努力，可以改變動植物的品種特性，得出了"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的科學見解。

【創作背景】

主觀因素

宋應星出生於士大夫家族，有較好的學習氛圍。加上自身的勤奮好學，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激烈的科場競爭，曾留給他屢次不中的陰影。往後的仕途生涯也未達到決策圈的顯赫地位，但其對於學問的追求卻從未鬆懈。

宋應星治學旨趣最大的特色在於"新"和"異"，其最主要的治學途徑就是走出書齋，接觸社會。其遊歷考察和底層的仕途經歷，使之有更多的機會來了解基層群眾生產領域的工藝流程。

學術背景

八股取士的確定，理學逐漸變為僵化的科舉教條，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明嘉靖以後，王陽明的心學風行大江南北，江西成為王學傳播與發展的重要陣地。有別於以性理道學為上的主流思潮，遠承陽明之學的泰州學派等有為於世、反虛務實的小眾思想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泰州學派在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江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影響較大，其創始於王艮，影響最大的是李贄，他們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題，體現了崇尚經世致用的進步思想，反映了平民、布衣等階層的要求和願望，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並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之風的興盛對中國傳統文化也產生了巨大反響。

時代背景

明代是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較發達的階段，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中期後，部分地區，不少行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農業中，耕地面積擴大，作物品種得到改良和增加，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都有了明顯提高。一些地區出現了專業化經營。

明代手工業種類較多，且已具備了一定規模，尤其是與國計民生關係較為密切的冶金、陶瓷、紡織等行業最為發達。棉紡織業成為主要的家庭副業，制瓷業馳名中外，冶礦業由官營向民營發展，造船業發達等。

明代商業和交通亦較發達，白銀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一些鉅商往往致富於數千裡之外，湧現了一些有名的商幫;沿海地區商貿中心和新興市鎮進一步發展。

【作品鑑賞】

學術水平

《天工開物》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著作，其特點是圖文並茂，注重實際，重視實踐。它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當時工藝技術的成就。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

《天工開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學，如"凡焊鐵之法，西洋諸國別有奇藥。中華小焊用白銅末，大焊則竭力揮錘而強合之，歷歲之久終不可堅。故大炮西番有鍛成者，中國惟恃冶鑄也。"

《天工開物》中的"物種發展變異理論"比德國卡弗·沃爾弗的"種源說"早一百多年;"動物雜交培育良種"比法國比爾慈比斯雅的理論早兩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學變化等，也都比當時國外的科學先進許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種性隨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農業史上的重大突破。

《天工開物》詳細記述了家蠶新品種的培育:將黃繭蠶同白繭蠶雜交，培育出褐繭蠶，將"早雄"和"晚雌"雜交，培育出"嘉種"，比法國的同類記錄早200多年。

在《五金》篇中，宋應星是世界上第一個科學地論述鋅和銅鋅合金(黃銅)的科學家。他明確指出，鋅是一種新金屬，並且首次記載了它的冶煉方法。這是中國古代金屬冶煉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大規模煉鋅的國家。宋應星記載的用金屬鋅代替鋅化合物(爐甘石)煉製黃銅的方法，是人類歷史上用銅和鋅兩種金屬直接熔融而得黃銅的最早記錄。 總結提出的鍊鐵與炒鐵爐的串連使用，直接把生鐵炒成熟鐵，具有現代冶金技術的重要特色。這種方式在17世紀的歐洲還沒有。

《天工開物》中記錄了農民培育水稻、大麥新品種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氣候、栽培方法對作物品種變化的影響，又注意到不同品種蠶蛾雜交引起變異的情況，說明通過人為的努力，可以改變動植物的品種特性，得出了"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的科學見解，把中國古代科學家關於生態變異的認識推進了一步，為人工培育新品種提出了理論根據。

《天工開物》所述活塞式鼓風技術，較歐洲皮囊式鼓風裝置更為先進。響銅合金、響器成型、鐵錨鍛造、鋼針拉制以及"生鐵淋口"等特殊化學熱處理工藝和金屬複合材料技術，亦為最早期的明確記載。在現代，其基本原理仍然適用。

在機械動力學方面，《天工開物》記載了中國在機械動力方面的許多發明創造，如紡織花布用的花機，是當時外國所沒有的。"粹精"中介紹中國漢代發明的水碓裝置，把動力機、傳動機和工作機三部分連在一起，比英國試用一個水輪帶動兩盤磨要早1000多年。"作鹹"中的頓鑽打井技術，比俄羅斯鑽井技術早300多年。

哲學觀點

《天工開物》主要根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傳統。天工開物取自"天工人其代之"及"開物成務"，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與當時佔正統地位的理學相異。這種異端化的思想趨勢，反映著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和時代取向。但是，個人的思想可以有異於主流，卻不能超脫於時代。古代素以農業作為重中之重，所以宋應星的文章中也處處體現出貴五穀輕金玉的思想。

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提到《天工開物·作鹹》及《論氣·氣聲五》都說"天有五氣，以有五行"，認為水火土金木五行由相應的氣而生，不是萬物的最原始本原，又對五行或五氣逐個分析，認為水火二氣是較基本的。宋應星在剖析水火土金木相互關係及過渡層次，即解決了"亦氣亦形"這一物質過渡層次與形的物質過渡層次間相互關係及過渡之後，進一步闡述了萬物生成之理。《天工開物·陶埏》指出:"水火既濟而土和。萬室之國，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這是說靠水火對粘土的互動作用，燒結成陶瓷，供民日用。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論述生命自然界萬物的生成機制，將生物分為植物與動物兩大類，而在生物由低階到高階的發展序列中，植物即草木之屬較為基本。他將動物按發展序列再分為蟲魚、飛禽、走魯，最後是"萬物之靈"的人。他認為動物是從植物演化並生成的，而植物又是從無機物演化與生成的，歸根到底是通過水火與土木互動作用而產生。宋應星寫道:"氣從地下催騰一粒，種性小者為蓬，大者為蔽牛幹霄之木，此一粒原本幾何?其餘皆氣所化也。"草木借水、土及火質(可燃的有機肥料)而成長。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述各種植物如稻、麥、麻、豆、桑、棉、葛、草本染料、油料植物、甘蔗、竹、構樹及各種樹木的種植，都是根據這一道理而進行的。他更詳細敘述了將這些植物借水火及金木石的互動作用而製成植物油、糖、衣料、染料、紙張、車船等產品以及木器、榨油器、糖車、紡織機、各種農具、蒸煮鍋等工具及日常用品。雖然穀物種植主要靠水、土及金木，但沒有火氣配合也還不行，這裡火氣以日照的形式表現出來。沒有陽光(陽氣、火氣)而陰雨(陰氣、水氣)綿綿，便會減產。至於穀物加工及食品製造，離開水火與金木也是不行的。由於五氣的互動作用，產生出各種各樣的植物及其加工製品，象無機界萬物一樣，供民日用，也歸根到底由元氣→亦形亦氣→形這這物質層次而生成的。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詳細敘述了從動物成各種產品的技術。根據他的哲學觀點，動物界雖然比植物界屬於更高階的發展階段，但究其物質本原仍不外是從元氣、亦形亦氣、形及草木這些物質層次而逐步生成、演變的，雖然他沒有告訴我們要花費多長時間才能完成這些過渡。他在論述動物、植物及礦物界在構成上的物質統一性時，還談到物質世界多樣性的原因。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由於水火、土、金木這些物質要素相互間作用是千變萬化的，故而產生眾多的物。正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述，許多自然物通過人工作用後，又產生難以數計的、自然界本身沒有的物。用他的話說便是"或假人力，或由天造"(《作鹹·鹽產》)。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提到，在談到物質世界事物多樣性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序》中寫道:"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大意是說，大地之間，事物以萬計，通過各種變化而形成完美無缺的世界，這恐怕不全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的"形萬變而不窮"的哲學命題，現在可理解為有限元素原子以其萬變無窮的結合方式構成物質世界的多樣性。現代物質構造理論還證明一無論物質觀是正確的，因為宇宙萬物最終都由原子構成。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在發展萬物生成及演變的自然哲學時，把他的哲理與科學技術緊密結合起來，用《天工開物》中所述30 種技術過程的例項來支援並解釋他的哲學思想。這不但是中國歷史中其他哲學家作不到的，而且象李時珍那樣的大科學家也未能作到這一點。

他在闡述從最根本的元氣經過亦氣亦形及形再逐步過渡到無機世界和生命自然界時，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萬物生成與演變的圖景，其基本過渡層次為:元氣→水火→土→金木→無生物→草木(生物)→動物(高階生物)。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從無生物到生物這一質的轉化。

思想啟蒙

《天工開物》的出現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燦爛的科學活躍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對古代科學傳統的有效繼承，也與當時興起的各種具有啟蒙意義的反權威意識，實學意識和民生意識息息相關。

宋明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微弱的發展稀疏的存在著。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起決定作用，新的社會現實重新激發了人們對自然、社會以及人生"格物窮理"的興趣。

由空談走向實踐，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反思，這種思潮在思維方式上開始散發出近代的氣息。

【後世影響】

明清情況

《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初版發行後，很快就引起了學術界和刻書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較早地引用了《天工開物》的有關論述。

第二版在清初順治年刊刻發行後，《天工開物》在南北各地流通，而且成為向國外出口的書籍之一。康熙、雍正年間出版的《古今圖書整合》和乾隆年間的大型農書《授時通考》中，大量轉引《天工開物》各章的內容。清代著名科學家吳其的著作《滇南礦廠圖略》和《植物名實圖考》、付野山房刊刻的兵書《祝融佐治真詮》、岑毓英主編的《雲南通志·礦政》篇、衛傑的《蠶桑萃編》中多次引證《天工開物》。同治九年，劉岳雲發表的《格物中法》一書中，幾乎把《天工開物》所有主要內容都逐條摘出，再加以分類，寫出按語，作出補充說明和註釋。

影響世界

《天工開物》中的內容首先在17世紀開始逐漸傳入日本。公元1694年，日本本草學家見原益軒(1630―1714)在《花譜》和公元1704年成書的《菜譜》二書的參考書目中列舉了《天工開物》，這是日本提到《天工開物》的最早文字記載。公元1771年，日本書商柏原屋佐兵衛(即菅王堂主人，發行了刻本《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外國刻本。實學派學者佐藤信淵依據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提出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

《天工開物》18世紀傳到朝鮮國後，受到李朝後期知識界尤其實學派學者的重視，1783年，朝鮮李朝(1892―1910)作家和思想家樸趾源(1737―1805)完成的遊記《熱河日記》中向朝鮮讀者推薦了《天工開物》。朝鮮進士出身的內閣重臣徐有榘，晚年執筆的113卷本鉅著《林園經濟十六志》和李圭景(號五洲)《五洲書種博物考辨》(1834)、《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約1857)等重要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開物》。

18-20世紀《天工開物》在一些歐美國家傳播，在法、英、德、意、俄等歐洲國家和美國大圖書館都藏有此書不同時期的中文字。其中巴黎皇家文庫(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在18世紀入藏明版《天工開物》。1830年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儒蓮將《丹青》章論銀硃部分譯成法文，是此書譯成西文之始。1832年轉譯成英文，刊於印度《孟加拉亞洲學會學報》。1833年他將此書制墨及銅合金部分譯文發表於法國權威刊物《化學年鑑》及《科學院院報》，後又譯成英文和德文。

1837年儒蓮受工部和農商部大臣之命，將《天工開物》養蠶部分及《授時通考·蠶桑門》(1742)譯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廠出版官刊本，法文譯本取漢名為《桑蠶輯要》。當時歐洲蠶桑技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經驗不足，導致生絲大量減產。《天工開物》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對歐洲蠶絲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十八世紀，在歐洲工業已經拉開序幕，但農業生產依然十分落後，播種還在使用人工播種。這種播種方式，在種子的密度和覆土深度上都十分隨意，直接影響出苗率。而此時中國，已經在使用播種機。歐洲的犁設計也比較簡單、原始，操作十分費力，而中國的犁則效率更高也更省力。當《天工開物》傳入後，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

歐洲從12世紀學會造紙，但一直以破布為原料單一生產麻紙，18世紀以後耗紙量激增，但破布供應卻有限，於是造紙業出現原料危機。1840年儒蓮將《天工開物》造紙章譯成法文刊於《科學院院報》。其中提到以野生樹皮纖維、竹類及草類纖維代替破布造紙，還可用各種原料混合製漿。這些資訊很快得到反饋，法、英、德人以其他原料成功造紙，終使原料危機獲得緩解。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1809―1882)在讀了儒蓮翻譯的《天工開物》中論桑蠶部分的譯本後，把它稱之為"權威著作"。達爾文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1868)卷一談到養蠶時寫道:"關於中國古代養蠶的情況，見於儒蓮的權威著作"。他把中國古代養蠶技術措施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

1869年，儒蓮和法國化學家商畢昂把《天工開物》有關手工業各章的法文摘譯，集中收入在《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一書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國學者蒂路，把《天工開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譯成德文並加了註釋，題目是:《宋應星著前四章》。196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任以都博士將《天工開物》全文譯成了英文，並加了譯註，題為《宋應星著，17世紀中國的技術書》，在倫敦和賓夕法尼亞兩地同時出版。這是《天工開物》的第一個歐洲文全譯本。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國小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被禁

18世紀後半葉，乾隆設四庫館修《四庫全書》時，發現《天工開物》中有"北虜"、"東北夷"等反清字樣。而在江西進獻書籍中，發現宋應星之兄宋應升的《方玉堂全集》、宋應星友人陳弘緒等人的一些著作具有反清思想，提倡"華夷之辨"，因此《天工開物》沒有收入《四庫全書》。《天工開物》單行本較難見到，但仍可從《圖書整合》及《授時通考》中看到該書的幾乎全部內容。乾隆末期至嘉慶、道光年後，有逐漸解禁的趨勢，於是公開引用《天工開物》的清人著作也逐漸增多。

＜天工開物＞的作者生於哪個朝代？

宋應星

才大學博，勤於著述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慶，早逝。父親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宋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於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裡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宋應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於族叔宋國祚，不久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經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應星與其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此後又在天啟及崇禎初年再次參加會試，結果均未中舉，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迴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應升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於此時。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應星考評位列優等，不久就被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辭官歸裡。崇禎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此時已是明王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沒有，大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了書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了奉新。宋應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也無意戀官，最終掛冠歸故里。他們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於南明福王政權，但此政權卻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滅亡於滿清鐵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時，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和悲憤中度過晚年，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他親眼目睹了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最終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準備。他雖歷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於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 科學大家

《天工開物》是宋應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於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於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裝置，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穀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製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製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鐘、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裝置，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資料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於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採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裝置，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鍊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乾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硃（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用於文房。《麴櫱》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效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採珠、新疆和田地區採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係、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穀物脫粒及磨麵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鍊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裝置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效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採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介面前顯示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樑。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裝置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於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 《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於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整合》（公元1725年）及《授時通考》（公元1737年）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徵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義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 工業之今昔》（In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於巴黎。及至1964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評議政論 自選詩集

宋應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論集《野議》，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書萬言，不分卷，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及亂萌等十二議。集中反映了他的及經濟思想。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及經濟危機，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從而體現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應星作為在野者上書崇禎帝要求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觀之，所述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任用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政權建設，揭露並批判了當時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二是鑑於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面，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三是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兵的士氣。五是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提出安民。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呼籲罷除軍界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統治下，使工農獲得溫飽、商人有利可圖、貧士有科舉入仕機會，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很多精闢思想，例如《民財議》指出：“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又說：“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魚耳。”①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工業，提供豐富產品，而貨幣本身並不是財富。宋應星的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此後一個多世紀西方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於 1776年提出同樣思想。

《思憐詩》刊於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應星自選詩集，內有《思美詩》十首及《憐愚詩》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為七言詩②。詩集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詩中塑造了兩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及譏諷。宋應星繼承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而且給人以啟迪和教化。《思美詩》塑造出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儘可為堯舜。《憐愚詩》塑造出應當諷刺或鞭撻的一些愚人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婪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詩集以對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麼和怎樣做人的道理。詩在藝術性上不及唐詩，但頗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自然哲學 唯物史觀

《論氣》專論自然哲學，刊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及寒熱等篇章。宋應星繼承宋代哲人張載（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其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他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復返於氣。介於形、氣之間的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他將元氣論與新五行說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制。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後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變成萬物。他的這一理論比漢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與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土火水氣）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宋應星在氣與萬物之間引入了一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他還進而討論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 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恆思想。他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物質成分與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則攝取土中無機養料與水而生長，從而論證了有機界與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科學技術知識的基礎上的。

《論氣·氣聲篇》專門討論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包括影響聲調的條件，聲速及聲音的傳播以及決定聲強的因素等問題。談到聲的發生原理時，指出因兩氣相軋及以形破氣引起氣動而成聲，以不同形式破氣，便有各種聲音。聲之發生在於破氣、軋氣時引起的氣的“微芒之間一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氣的振動。破氣、氣動作緩急（速度）與勁懦（力量）可決定聲音大小。該篇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又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及距離的十倍。關於聲的傳播方式，宋應星認為就像以石擊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樣擴散，就是說聲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有了關於聲波的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此後聲學的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對聲的傳播媒介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仍在爭論不休。直到德國學者蓋裡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氣機做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而聲波概念是在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

宋應星對天文學素有興趣，其《觀象》書稿本擬與《天工開物》同時問世，但臨梓刪去。現存其所著《談天》，刊於崇禎十年（1637），主要為說日。當他登泰山觀日時湧現一種思想：“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刻舟求劍之義”。他認為太陽不但沿其軌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從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命題，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漢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宋應星有關日日新思想，後來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發揮。日食、月食是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活動沒有任何關係。但天人感應說認為日月食及其他異常自然現象是國政失綱、人君昏暗的象徵，故上天以此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寫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宋應星針對朱熹觀點批評說：“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當食而不食，其視月也太儇（隨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所載事件作了對比，證明朱注說法毫無根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應星還寫下歷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張民族大義，在南方製造抗清。他的《美利箋》是文學創作，也有含義。這些都說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領域內涉獵極廣的學者。

宋應星 天工開物

宋應星

才大學博，勤於著述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慶，早逝。父親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宋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於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裡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宋應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於族叔宋國祚，不久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經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應星與其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 “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 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此後又在天啟及崇禎初年再次參加會試，結果均未中舉，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迴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應升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於此時。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應星考評位列優等，不久就被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辭官歸裡。崇禎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此時已是明王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沒有，大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了書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了奉新。宋應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也無意戀官，最終掛冠歸故里。他們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於南明福王政權，但此政權卻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滅亡於滿清鐵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時，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和悲憤中度過晚年，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他親眼目睹了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最終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準備。他雖歷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於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 科學大家

《天工開物》是宋應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於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於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裝置，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穀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製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製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鐘、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裝置，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資料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於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採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裝置，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鍊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乾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硃（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用於文房。《麴櫱》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效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採珠、新疆和田地區採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係、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穀物脫粒及磨麵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鍊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裝置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效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採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介面前顯示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樑。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裝置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於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於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整合》（公元1725年）及《授時通考》（公元1737年）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徵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義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 工業之今昔》（In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於巴黎。及至1964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評議政論 自選詩集

宋應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論集《野議》，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書萬言，不分卷，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及亂萌等十二議。集中反映了他的及經濟思想。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及經濟危機，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從而體現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應星作為在野者上書崇禎帝要求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觀之，所述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任用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政權建設，揭露並批判了當時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二是鑑於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面，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三是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兵的士氣。五是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提出安民。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呼籲罷除軍界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統治下，使工農獲得溫飽、商人有利可圖、貧士有科舉入仕機會，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很多精闢思想，例如《民財議》指出：“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又說：“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魚耳。”①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工業，提供豐富產品，而貨幣本身並不是財富。宋應星的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此後一個多世紀西方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於 1776年提出同樣思想。

《思憐詩》刊於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應星自選詩集，內有《思美詩》十首及《憐愚詩》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為七言詩②。詩集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詩中塑造了兩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及譏諷。宋應星繼承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而且給人以啟迪和教化。《思美詩》塑造出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儘可為堯舜。《憐愚詩》塑造出應當諷刺或鞭撻的一些愚人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婪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詩集以對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麼和怎樣做人的道理。詩在藝術性上不及唐詩，但頗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自然哲學 唯物史觀

《論氣》專論自然哲學，刊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及寒熱等篇章。宋應星繼承宋代哲人張載（公元 1020—1077年）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其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他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復返於氣。介於形、氣之間的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他將元氣論與新五行說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制。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後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變成萬物。他的這一理論比漢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與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土火水氣）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宋應星在氣與萬物之間引入了一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他還進而討論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恆思想。他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物質成分與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則攝取土中無機養料與水而生長，從而論證了有機界與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科學技術知識的基礎上的。

《論氣·氣聲篇》專門討論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包括影響聲調的條件，聲速及聲音的傳播以及決定聲強的因素等問題。談到聲的發生原理時，指出因兩氣相軋及以形破氣引起氣動而成聲，以不同形式破氣，便有各種聲音。聲之發生在於破氣、軋氣時引起的氣的“微芒之間一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氣的振動。破氣、氣動作緩急（速度）與勁懦（力量）可決定聲音大小。該篇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又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及距離的十倍。關於聲的傳播方式，宋應星認為就像以石擊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樣擴散，就是說聲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有了關於聲波的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此後聲學的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對聲的傳播媒介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仍在爭論不休。直到德國學者蓋裡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氣機做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而聲波概念是在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

宋應星對天文學素有興趣，其《觀象》書稿本擬與《天工開物》同時問世，但臨梓刪去。現存其所著《談天》，刊於崇禎十年（1637），主要為說日。當他登泰山觀日時湧現一種思想：“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刻舟求劍之義”。他認為太陽不但沿其軌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從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命題，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漢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宋應星有關日日新思想，後來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發揮。日食、月食是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活動沒有任何關係。但天人感應說認為日月食及其他異常自然現象是國政失綱、人君昏暗的象徵，故上天以此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寫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宋應星針對朱熹觀點批評說：“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當食而不食，其視月也太儇（隨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所載事件作了對比，證明朱注說法毫無根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應星還寫下歷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張民族大義，在南方製造抗清。他的《美利箋》是文學創作，也有含義。這些都說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領域內涉獵極廣的學者。

《天工開物》作者是誰

《天工開物》& 宋應星 作者及作品介紹

才大學博，勤於著述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慶，早逝。父親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宋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於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裡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宋應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於族叔宋國祚，不久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經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應星與其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此後又在天啟及崇禎初年再次參加會試，結果均未中舉，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迴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應升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於此時。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應星考評位列優等，不久就被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辭官歸裡。崇禎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此時已是明王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沒有，大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了書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了奉新。宋應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也無意戀官，最終掛冠歸故里。他們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於南明福王政權，但此政權卻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滅亡於滿清鐵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時，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和悲憤中度過晚年，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作者：biosphinx 2004-10-14 19:04:00)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他親眼目睹了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最終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準備。他雖歷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於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 科學大家

《天工開物》是宋應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於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於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裝置，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穀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製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製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鐘、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裝置，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資料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於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採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裝置，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鍊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乾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硃（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用於文房。《麴櫱》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效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採珠、新疆和田地區採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作者：biosphinx 2004-10-14 19:04:00)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係、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穀物脫粒及磨麵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鍊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裝置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效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採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介面前顯示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樑。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裝置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於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 《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於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整合》（公元1725年）及《授時通考》（公元1737年）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徵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義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 工業之今昔》（In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於巴黎。及至1964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文件

科技史老師讓寫論文,我寫古代一個科技人物比如宋應星,屬於科技史嗎,謝謝

當然屬於科技史，宋應星是中國古代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宋應星

才大學博，勤於著述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慶，早逝。父親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宋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於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裡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宋應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於族叔宋國祚，不久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經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應星與其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此後又在天啟及崇禎初年再次參加會試，結果均未中舉，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迴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應升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於此時。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應星考評位列優等，不久就被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辭官歸裡。崇禎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此時已是明王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沒有，大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了書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了奉新。宋應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也無意戀官，最終掛冠歸故里。他們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於南明福王政權，但此政權卻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滅亡於滿清鐵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時，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和悲憤中度過晚年，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他親眼目睹了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最終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準備。他雖歷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於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 科學大家

《天工開物》是宋應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於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於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裝置，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穀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製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製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鐘、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裝置，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資料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於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採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裝置，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鍊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乾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硃（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用於文房。《麴櫱》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效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採珠、新疆和田地區採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係、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穀物脫粒及磨麵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鍊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裝置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效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採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介面前顯示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樑。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裝置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於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 《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於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整合》（公元1725年）及《授時通考》（公元1737年）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徵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義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 工業之今昔》（In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於巴黎。及至1964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評議政論 自選詩集

宋應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論集《野議》，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書萬言，不分卷，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及亂萌等十二議。集中反映了他的及經濟思想。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及經濟危機，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從而體現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應星作為在野者上書崇禎帝要求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觀之，所述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任用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政權建設，揭露並批判了當時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二是鑑於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面，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三是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兵的士氣。五是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提出安民。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呼籲罷除軍界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統治下，使工農獲得溫飽、商人有利可圖、貧士有科舉入仕機會，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很多精闢思想，例如《民財議》指出：“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又說：“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魚耳。”①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工業，提供豐富產品，而貨幣本身並不是財富。宋應星的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此後一個多世紀西方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於 1776年提出同樣思想。

《思憐詩》刊於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應星自選詩集，內有《思美詩》十首及《憐愚詩》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為七言詩②。詩集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詩中塑造了兩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及譏諷。宋應星繼承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而且給人以啟迪和教化。《思美詩》塑造出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儘可為堯舜。《憐愚詩》塑造出應當諷刺或鞭撻的一些愚人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婪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詩集以對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麼和怎樣做人的道理。詩在藝術性上不及唐詩，但頗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自然哲學 唯物史觀

《論氣》專論自然哲學，刊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及寒熱等篇章。宋應星繼承宋代哲人張載（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其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他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復返於氣。介於形、氣之間的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他將元氣論與新五行說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制。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後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變成萬物。他的這一理論比漢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與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土火水氣）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宋應星在氣與萬物之間引入了一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他還進而討論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 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恆思想。他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物質成分與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則攝取土中無機養料與水而生長，從而論證了有機界與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科學技術知識的基礎上的。

《論氣·氣聲篇》專門討論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包括影響聲調的條件，聲速及聲音的傳播以及決定聲強的因素等問題。談到聲的發生原理時，指出因兩氣相軋及以形破氣引起氣動而成聲，以不同形式破氣，便有各種聲音。聲之發生在於破氣、軋氣時引起的氣的“微芒之間一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氣的振動。破氣、氣動作緩急（速度）與勁懦（力量）可決定聲音大小。該篇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又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及距離的十倍。關於聲的傳播方式，宋應星認為就像以石擊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樣擴散，就是說聲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有了關於聲波的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此後聲學的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對聲的傳播媒介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仍在爭論不休。直到德國學者蓋裡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氣機做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而聲波概念是在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

宋應星對天文學素有興趣，其《觀象》書稿本擬與《天工開物》同時問世，但臨梓刪去。現存其所著《談天》，刊於崇禎十年（1637），主要為說日。當他登泰山觀日時湧現一種思想：“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刻舟求劍之義”。他認為太陽不但沿其軌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從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命題，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漢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宋應星有關日日新思想，後來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發揮。日食、月食是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活動沒有任何關係。但天人感應說認為日月食及其他異常自然現象是國政失綱、人君昏暗的象徵，故上天以此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寫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宋應星針對朱熹觀點批評說：“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當食而不食，其視月也太儇（隨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所載事件作了對比，證明朱注說法毫無根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應星還寫下歷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張民族大義，在南方製造抗清。他的《美利箋》是文學創作，也有含義。這些都說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領域內涉獵極廣的學者。

我只寫宋應星的生平經歷以及天工開物這本書的內容和人們對這本書的評價，算科技史論文嗎？？

當然算，不過你應該加入自己的評價，應多加入自己的所感所想，要有清晰的邏輯結構，另外對宋應星的生平經歷和天工開物的內容別寫太多了，不然就喧賓奪主了，就成了說明文了

宋應星

才大學博，勤於著述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字長庚，南昌奉新北鄉（今宋埠鄉）人。宋姓在當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賢，號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書，京師都察院左都御史等，為官清正，對宋氏後代有很大影響。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慶，早逝。父親宋國霖字汝潤，號巨川，少孤，賴母顧氏及叔父宋和慶養育，少補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宋應星為第三子。與兄應鼎俱為同母魏氏所生。宋應星出生時，宋氏家族日益沒落，而母親又是農民的女兒，所以自幼易於接近農業生產和群眾。

奉新地處南昌府境內，明代時這裡文風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應星幼時與長兄宋應升在叔祖宋和慶創辦的家塾內就讀。七歲時投師於族叔宋國祚，不久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縣縣學，入庠九載。他自幼聰穎好學，學業成績之佳為師長所驚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長庚公傳》中說：“公少靈芒，眉宇人，數歲能韻語。及摻制藝，矯拔驚長老。”宋應星青年時代已經熟讀經史及百家書，對程朱理學有較深鑽研，又能思考。他尤其推重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時，他對自然科學及技術很有興趣，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書，還喜歡音樂、美術，對時事特別關心，懷有濟國濟民的理想，常與同學好友縱談天下大事。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應星與其兄宋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考取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縣中諸生只有他們兄弟中舉，人稱“奉新二宋”。當年秋趕往京師應次年丙辰科會試，未中。為作好再應試準備，他們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進修，投師於洞主舒曰敬。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進京會試，仍然名落孫山。此後又在天啟及崇禎初年再次參加會試，結果均未中舉，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迴鄉服侍母親。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應升接到浙江後，宋應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諭，主要是教授縣學生員。任職四年，取得優良教育成績，使當地“士風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夠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於此時。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應星考評位列優等，不久就被升為福建汀州府（今長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未待任滿，於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辭官歸裡。崇禎十六年再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知州。此時已是明王朝滅亡前夕。他到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沒有，大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了書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圍已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包圍，宋應星棄官返回了奉新。宋應升原已升至廣州知府，甲申後也無意戀官，最終掛冠歸故里。他們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於南明福王政權，但此政權卻由閹奸阮大鋮、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滅亡於滿清鐵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時，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宋應星埋葬胞兄後，在清代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和悲憤中度過晚年，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歲。遺有二子，長子宋士慧字靜生，次子宋士意字誠生，皆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此遺訓，在家安心耕讀。

宋應星的生活時代適值明末，他親眼目睹了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最終與科舉仕途決裂，轉向實學，尤其是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作了多年考察和廣泛的社會調查。這一切都為他日後撰寫《天工開物》等作了準備。他雖歷盡艱辛跋涉萬里未得一進士功名，卻獲得極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思想更為激進，成為對舊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學博，又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作品可分為四大類：一是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有《天工開物》（1637）、《觀象》（1637）、《樂律》（1637）、《論氣》（1637）、《談天》（1637）等；二是屬於人文科學的有《野議》（1636）、《畫音歸正》（1636）、《雜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於前兩者之間的《原耗》（1637）、《卮言十種》（1637）等；四是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1636）、《美利箋》（1645）等。大多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因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統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種。

天工開物 科學大家

《天工開物》是宋應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紹煃（字伯聚）資助，初版刊刻於南昌府。全書三卷十八篇，所敘內容涉及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三十個生產部門的技術和經驗，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編次先後順序是按照“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安排的，將與食衣有關的農業置於首，其次是有關工業，而以珠玉殿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術詳加介紹。《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及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裝置，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技術，並繪出大型提花機結構圖。《彰施》介紹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偏重靛藍種植和藍靛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偏重加工稻穀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制面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敘述甘蔗種植、榨糖和製糖技術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每篇敘述均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

中卷有七篇，多為手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製造及工具，著重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窯燒結，都予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鐘、鐵鍋及銅錢鑄造技術及裝置，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三種基本方法。《舟車》專述有關交通工具。首先用資料標明各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還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於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錘鍛》系統論述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而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金屬加工工藝亦曾論及。《燔石》涉及燒製石灰、採煤、燒製礬石、硫黃和砒石技術，對煤的分類、採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十六種油料作物子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與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和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制蠟燭的技術。《殺青》論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和裝置，所提供的生產操作圖特別珍貴。

下卷有五篇，也屬工業。《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開採、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所附生產過程圖十分難得。其中記載不少中國發明創造，如以煤鍊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乾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以松煙及油煙制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硃（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用於文房。《麴櫱》記述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和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效能，是宋代之後才出現的新產品。《珠玉》則記述南海採珠、新疆和田地區採玉，還談到井下采寶石的方法和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和琉璃。

全書除文字敘述之外，還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圖，配以說明，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生動而真實。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實地調查的資料。

宋應星在敘述各生產過程的同時，還發展了“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他對各種迷信神怪、荒誕舊說都有所批判，如對煉丹術的批判更為激烈，從而在科學技術領域內注入一種新的科學精神。這是《天工開物》一書的最大特色，使人們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資料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後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資料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還指出“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因而論述了作物與環境的關係、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提到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進的技術成就。《甘嗜》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是一種新技術。《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驅動水輪轉動，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實現灌田、穀物脫粒及磨麵粉三種機械功能，是十七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十九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除此之外，還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各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現人工淘汰，可使健蠶順利發育成長，這都符合科學原理。在工業方面，《五金》所述將鍊鐵爐與炒鐵爐串連使用，可完成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所改進的生、熟鐵合煉成鋼的裝置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在比較金、銀、銅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概念。對金屬鋅（“倭鉛”）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確而詳細的文獻記載。對銅、鋅以不同配比煉出具有不同效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導意義。《燔石》論及豎井採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設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作業措施，都是值得稱道的。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他的書，實際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即天工開物思想或開物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天工（自然力）與人工互補、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相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物產，以滿足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從而使人在自然介面前顯示併發揮其主觀能動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藉木〔榨〕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這正體現了“天工開物”思想的內涵。簡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通過自然力與人力的協調從自然界開發物產。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應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工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樑。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去開物。”這種中國特有的科學思想成為全書的指導思想。所謂技術，在宋應星看來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機結合，即工藝操作方法、生產勞動者的操作技能與工具裝置的結合。人只有借技術作用於自然界，才能實現開物過程。 《天工開物》一書是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系統而全面的總結，在體例上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足可與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這部技術經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1604—1681）於清初發行第二版，後被清代《古今圖書整合》（公元1725年）及《授時通考》（公元1737年）廣泛摘引。十七世紀末，此書傳入日本，被廣為傳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現了和刻本，從此成為江戶時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徵引的讀物。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刺激了“開物之學”在日本的興起。二十世紀時此書又被譯成現代日本語，至今仍暢銷。

此書在十八世紀流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殺青》等篇由法蘭西學院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譯成法文，接著再轉譯成英文、德文。《乃服》內論養蠶部分還被轉譯成義大利文和俄文等。達爾文讀過這部分內容，並作過引證，稱之為“權威著作”。1869年，有關工業各篇的法文摘譯稿又集中被收入《中華帝國 工業之今昔》（In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書中，刊行於巴黎。及至1964年，有關農業的前四篇又轉譯為德文，1966年全書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這部書已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把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評議政論 自選詩集

宋應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論集《野議》，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書萬言，不分卷，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及亂萌等十二議。集中反映了他的及經濟思想。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面臨的及經濟危機，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從而體現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應星作為在野者上書崇禎帝要求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觀之，所述內容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任用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政權建設，揭露並批判了當時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二是鑑於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面，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三是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兵的士氣。五是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提出安民。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徵暴斂，呼籲罷除軍界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統治下，使工農獲得溫飽、商人有利可圖、貧士有科舉入仕機會，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面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很多精闢思想，例如《民財議》指出：“夫財者，天生地宜而人工運旋而出者也。”又說：“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貨幣）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魚耳。”①就是說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工業，提供豐富產品，而貨幣本身並不是財富。宋應星的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此後一個多世紀西方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於 1776年提出同樣思想。

《思憐詩》刊於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應星自選詩集，內有《思美詩》十首及《憐愚詩》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為七言詩②。詩集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詩中塑造了兩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及譏諷。宋應星繼承了唐代詩人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而且給人以啟迪和教化。《思美詩》塑造出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儘可為堯舜。《憐愚詩》塑造出應當諷刺或鞭撻的一些愚人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婪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詩集以對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麼和怎樣做人的道理。詩在藝術性上不及唐詩，但頗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自然哲學 唯物史觀

《論氣》專論自然哲學，刊於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分為形氣、氣聲、水火、水塵、水風歸藏及寒熱等篇章。宋應星繼承宋代哲人張載（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氣論並予以發展，形成其唯物主義一元論自然觀哲學體系。他認為宇宙萬物最原始物質本原是氣，由氣而化形，形復返於氣。介於形、氣之間的物質層次是水、火二氣。他將元氣論與新五行說結合起來，用“二氣五行之說”來解釋萬物構成的機制。由元氣形成水火二氣，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過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後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變成萬物。他的這一理論比漢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張載的元氣論更為深化與綿密，也比當時西方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土火水氣）解釋萬物生成更加具體，因為宋應星在氣與萬物之間引入了一些過渡的物質層次，而不是由氣直接構成萬物。他還進而討論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從中引出了物質在變化前後未 嘗增與未嘗減的物質守恆思想。他還指出動物體內所含物質成分與植物所含的是同類，而植物則攝取土中無機養料與水而生長，從而論證了有機界與無機界之間在物質構成上的統一性。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豐富科學技術知識的基礎上的。

《論氣·氣聲篇》專門討論自然科學中的聲學問題，包括影響聲調的條件，聲速及聲音的傳播以及決定聲強的因素等問題。談到聲的發生原理時，指出因兩氣相軋及以形破氣引起氣動而成聲，以不同形式破氣，便有各種聲音。聲之發生在於破氣、軋氣時引起的氣的“微芒之間一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空氣的振動。破氣、氣動作緩急（速度）與勁懦（力量）可決定聲音大小。該篇還指出傳播聲音的介質是空氣，又以炮聲為例，指出單位時間內炮聲所達到的距離為炮彈所及距離的十倍。關於聲的傳播方式，宋應星認為就像以石擊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樣擴散，就是說聲以波的形式在空氣中傳播，可見他已有了關於聲波的理論概念。他的這些思想為此後聲學的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當時歐洲對聲的傳播媒介是空氣，還是以太微粒或物質微粒，仍在爭論不休。直到德國學者蓋裡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氣機做傳聲實驗後，才證明聲的傳播介質是空氣，而聲波概念是在這以後很久才建立起來的。

宋應星對天文學素有興趣，其《觀象》書稿本擬與《天工開物》同時問世，但臨梓刪去。現存其所著《談天》，刊於崇禎十年（1637），主要為說日。當他登泰山觀日時湧現一種思想：“以今日之日為昨日之日，刻舟求劍之義”。他認為太陽不但沿其軌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從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命題，修正了張載提出的“日月之形，萬古不變”之說，批判了漢儒董仲舒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觀點。宋應星有關日日新思想，後來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發揮。日食、月食是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活動沒有任何關係。但天人感應說認為日月食及其他異常自然現象是國政失綱、人君昏暗的象徵，故上天以此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時寫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不食也。”宋應星針對朱熹觀點批評說：“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當食而不食，其視月也太儇（隨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觀測資料與古史所載事件作了對比，證明朱注說法毫無根據，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應星還寫下歷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張民族大義，在南方製造抗清。他的《美利箋》是文學創作，也有含義。這些都說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領域內涉獵極廣的學者。